風雨之中，誰在崖邊：談疫情中經濟弱勢兒童與青少年之處境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九刊

受訪者：台大社工系 陳毓文教授

撰稿：b10 廖彦宥、b07 蘇映甄

訪談：b10 廖彦宥、b07 蘇映甄

「流行病…既是社會學現成的對象，也是能夠闡明社會價值和制度實踐基本模式的自然實驗。」

–Charles Rosenberg《疫情的詮釋(Explaining Epidemics)》, p.279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席捲全球，像傾盆而下的暴風雨，在地面上仰頭的人類們無一倖免，各種防疫措施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在其中，本就能見度較低的弱勢族群，以及較少人關注的兒童、青少年之教育問題，因為經濟限縮、隔離手段等，而陷入更加艱難的境地。在大雨之中，有誰在不知不覺中被逼到崖邊？本期，我們邀請到臺大社工系的陳毓文教授，來與我們一同探討關於弱勢族群，尤其是經濟弱勢的兒童、青少年，在疫情中的境地與相關議題。

風雨之中 — — 在疫情期間：

Q1：在新冠疫情中，哪些邊緣與受汙名化的群體的生存與權益受到了挑戰？而就公共衛生系統而言，他們的生存處境的匱乏對於疫情防治是否造成了困難？

A1：

以公衛觀點來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響，對各個群體來說是無一倖免的。而防疫措施中的隔離手段，就實施面的潛意識中，其實是懲罰性的。在現代龐大而鬆散的社會網絡中，傳染病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恐慌現象：因為害怕傳染給他人的恐懼，甚至大於自身染疫的懼怕，似乎不要害他人染疫才是好人；其次，篩檢與疫調點畫出明確且強烈的連結，形成毛細管般的治理技術，人不斷被隔離、被究責，在這個過程中，造成了起初不分社經地位的汙名化。

然而在染疫之後呢？以我的職業而言，我可以能更有效率地開會、上課、做研究，改成線上教學，也不影響我的薪資配給，日常生活並不受影響。但其他族群呢？我們應該意識到，擁有一個不受他人干擾的空間是一種特權。如經濟弱勢的兒童與青少年，家中沒有足夠的房間，如何居家隔離？如何擁有安靜合宜的學習空間？而基層藍領階層，沒有工作就沒有薪水，因在被隔離甚至染疫的情況下，經濟處境更加艱難，因此在部分「通報黑數」的背後，可能是對失業、失去補助的懼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不平等的具象化。

因此，在疫情席捲下，誰最脆弱？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便是那些所擁資源本來就較少的群體，不僅生計受到巨大影響，在各種資源分配政策的設計上，也不曾是首要的被考量對象，如口罩、快篩試劑購買的時間，對這些族群也不甚友善，在染疫之後，卻又成為被究責和汙名化的對象。

Q2：在疫情期間，臺灣社會對於兒童與青少年權益，相對其他族群受到較少的關注（如公衛政策制定、受教權），如此會造成甚麼問題？

A2：

其實許多經濟弱勢的兒童與青少年，十分仰賴學校端提供的資源，如營養午餐和課後輔導課程。改成線上學習後，在學習成效上，線上資源對學習動機較強的孩子為助力，但對於學習動機較弱的孩子，學習成效反而下降。但能夠線上學習，擁有這些軟、硬體條件的族群，都須無形之中投注成本，其實相對來說擁有著特權，但在政策實施下，並無完善的配套措施來協助這些沒有特權，沒有額外資源挹注的弱勢族群。

而在社會安全的部分，國外研究指出疫情期間兒童虐待事件增多，但通報比率卻下降，因為本來多透過教育端、醫療端揭露的家庭暴力與兒童虐待事件，疫情封閉了這兩個管道，使其較難以觸及，讓發生在家庭內的不幸更難以被發現。從旁協助的社工，在疫情時代要進入社區、家庭須承受高風險，又不如第一線防疫人員擁有完善裝備，在沒有得到政府額外支持的情形下，也使得其工作更加困難。

Q3：對於青少年而言，疫情下的遠距教學對於他們的主觀福祉帶來哪些影響？而就經濟弱勢的孩童而言，這樣的影響是否更加顯著？

A3：

首先針對客觀福祉和主觀福祉來解釋，客觀福祉簡而言之，就是可以看得見的東西、數據與物質條件，如國家的人均GDP、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等，而主觀福祉的意涵，有點像是價值觀，well-being的概念，在於人們對自身生活的主觀感受，怎麼看待客觀福祉所蘊含的這些價值，如跟家人、朋友的互動和尋求肯定，對自我的認同，對時間的掌控自由度等，若舉醫學上的例子，如疾病的疼痛概念便是其一，我們會告訴病人覺得痛的時候去按自控式止痛（PCA），卻無法告知他們多痛的時候需要去按。

對兒童來說，主觀福祉重要的是，從兒童自身的經驗讓他們去表達，而不是從大人的角度替他們詮釋。如詢問他們想要多少的錢？他們可能會回答「可以買戰鬥陀螺的錢」，背後代表的並非客觀可衡量的價錢，而是可以決定其用途的自由。在35個國家的兒童主觀福祉研究中，人均GDP不高的阿爾巴尼亞主觀福祉最高，臺灣卻位列倒數第三，由此可見主觀福祉和客觀福祉並不能畫上等號，而我們也發現，亞洲兒童可能因文化與家庭教育因素使然，即使自覺很快樂也不會給滿分。此外，主觀福祉也受到相對環境條件的影響，如身處經濟發展佳的國家，經濟弱勢帶來的負面影響，便大於經濟發展較差的國家。

以社會科學和我個人研究的角度，其實在意主觀福祉大於客觀福祉，因為我們不能用客觀標準來衡量，甚至評斷每個人的主觀感受。

回過頭來看疫情下的遠距教學，其實大多數研究都顯示，其對於青少年心理健康、社交、教育成效、都是弊大於利的。人類本身即為社會化的群體。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兒童是十分重要的，如約場籃球並非只是為了運動，而是為了那種和同儕「在一起」的互動，身為一個team的連結，失去了這些，對兒童與青少年來說，有著不小的負向影響。

此外，在疫情的種種限制下，放大了原本在教育資源上的不平等。除了前述提到的，沒有營養午餐、課後輔導等資源挹注，社經地位高的家庭可向外尋得資源，但對於經濟弱勢的學生影響甚鉅。而在教育成效上，對於技職體系等注重實作的課程，線上參與的成效有限，對於有志於這方面的族群，便造成較大的影響。

Q4：針對經濟弱勢兒童族群，構成社會安全網的家庭、學校、政府端、醫療端等，該進行甚麼樣的措施與合作因應？需要怎麼做才能給予有效的支持？

A4：回過頭看疫情下的公衛政策和防疫措施，其實還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主而去制定，相對來說，首要犧牲的就是弱勢族群。面對這樣的現況，在整體意識首先希望做到的，就是「以理解代替譴責」，以設身處地的態度，去理解弱勢族群的特殊需求，給予相對應的支持，而非想著政策實施後再說，一味希望各界都能配合。

如教育端公告停課封校，但後續配套措施沒有到位，弱勢家庭難以因應，若能提供相關援助，如營養午餐可以用送餐等服務替代，或可緩解弱勢族群在疫情中之壓力。在這方面，其實臺灣仍相當仰賴民間與慈善單位，如世界展望會、家扶基金會等長期關注經濟弱勢兒童權益的團體，相對政府端來說，反應與機動性都更好。

政府在面對風險社會的因應，相對來說太慢了，新冠肺炎疫情看似過去了，但我們仍不知道下個危機是什麼，從每個風險事件中學習，提前做好風險治理，思考下一次風險來臨時要如何因應。

風停雨歇 — — 在疫情之後：

Q5：在後疫情時代回頭檢視，疫情對於經濟弱勢兒童及邊緣群體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長遠的影響？

A5：

實際上，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在大範圍隔離、停課時間並不算長，影響相較沒有那麼大，但有些國家確實有研究指出，經濟弱勢的兒童在基本能力與學習成效有明顯落後，拒學比例增加等問題浮現，臺灣目前在研究上還沒有看出明顯的影響，然而，中輟生較易被忽視，部分學生在實作課程上的匱乏等問題，在疫情中是真實存在的。

Q6：相關研究指出，疫情本身會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想請問教授，這樣的貧富差距擴大的起因為何？我國在疫情後所補貼的現金是否能夠幫助解決這類問題？

A6：

疫情下的貧富差距，和產業結構改變、股市變動、通貨膨脹其實有很大的連動關係，加重了富者更富、貧者愈窮、脆弱者更脆弱的情況，造成身在骨牌第一排的藍領階級，生計受到挑戰，工作在疫情期間消失，宏觀來看，也造成產業結構的空洞化。即使後疫情時代，工作機會逐漸回流，但產業人口板塊已改變，反而造成缺工的情況。

而政府普發六千元現金，是客觀的金額，但對不同族群，是不同的主觀價值，這樣全面普及的政策，相對來說，便沒有照顧到弱勢族群，沒有蘊含社會正義的概念。

Q7：就您的觀點，當疫情或其他公共衛生危機到來時，什麼樣的社群建構才能有效地給予弱勢群體相對多的幫助？

A7：

每次的風險事件都不同且無法預估，因此政府的事後檢討是相當重要的，必須意識到風險社會來臨時，最主要衝擊到的族群為何，有意識才會有因應，在制定政策時，雖然現實面會受政治、大眾利益等因素影響，但盡量考慮到弱勢族群，提供防護網，讓弱勢不要摔得太重。

此外，若能跟民間組織進行良好的合作，民間組織能動性較高，動員快速，且長期與弱勢族群接觸，更能了解其需求。若政府能跟民間合作，相互整合，執行的廣度與深度或許可以更好，為一個未來可嘗試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