腫瘤醫學部鄭安理醫師專訪

原文刊載於《臺大醫訊》第十三刊（急診：等待春天）

受訪者 / 鄭安理 醫師

訪問、整理/med00 岩士傑

鄭安理醫師小檔案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B84）、國立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癌症醫學研究員、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癌症研究及臨床試驗研究員、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主任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院內科教授、臺大癌醫中心醫院榮譽院長

時間回到2007 年九月，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捐贈台大150 億興建癌症中心醫院，這宗全球最大針對醫學院單筆的捐贈案，一時間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同年的11 月，全球首個針對末期肝癌的治療藥物 — 拜耳藥廠的Nexavar 被美國FDA核准可用來治療肝癌，扭轉了醫師對末期肝癌束手無策的困境。在這兩個撼動醫學界的新聞背後，都可以看到一位台灣醫師的身影。他是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的主任 — 鄭安理醫師，帶領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走過二十個年頭，是台大醫院癌症研究走向國際的最大推手。且讓這期醫訊帶大家了解從台大醫院醫師成為國際學者、從年輕的部門到癌症醫院，背後喜樂交織的旅程。

藉朋友來認識這個世界 — — 扎實而寬廣的求學歷程

回想起大學時期，老師謙虛的說那時自己的成績並不怎麼樣，倒是參加了許多的課外活動，曾經擔任杏林合唱團的指揮、打過桌球的院隊，也是橋牌社的一員，大學生活非常多采多姿。老師認為大學生活就是要盡量認識朋友，不要只限於醫學領域，每個朋友都能為你開啟另一扇窗，讓你更加認識這個世界。「楊泮池校長講得很對，到了台大別忘記要多交朋友！」他篤定地說。

在老師那個年代，還沒有共筆這種東西，雖然參加豐富的課外活動，但也沒忘了扎實的學習醫學知識，一直都有閱讀原文書的習慣，而老師也認為是學生時代的習慣和培養出的能力，為未來打下良好的基礎。回顧過往和現在的醫學生活，他覺得現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更加考驗大家的念書功力。老師提到，那時候一個月有一兩篇精彩的paper 就很精彩，現在幾乎每天都有大paper 出來，大家都一樣24 小時，這時就考驗一個人的效率。老師自己的閱讀習慣是將知識分為兩種：一種是看病人需要的知識、一種是做研究需要的知識，並以這為目標決定自己要念哪些東西，在每週至多只有六小時的閱讀時間內，找到自己想要的資訊。他一直強調：「Never read by pages, readby hours!」，在學生時期，我們往往會因為要準備考試而「read bypages」，只要把範圍內的東西唸完就可以準備考試，但在畢業之後，醫學知識的廣博根本不可能讓你一頁頁細看，而是要快速的瀏覽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他認為當一名young doctor，每天都要有一兩個小時的閱讀習慣，將自己的閱讀能力培養起來。像他現在雖然醫療及行政事務非常的繁忙，每個禮拜還是會花大約六個小時來閱讀，「readby hours」，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自己最需要的知識。

腫瘤醫學之路 — — 順勢而為的選擇

提到科別的選擇，老師笑著說：「其實腫瘤醫學部在我那個時候是不存在的！」回顧腫瘤醫學部的歷史，當時幾名中研院院士如吳成文院士、彭汪嘉康院士，錢煦院士等人，有感於台灣和美國相比缺乏腫瘤醫學的發展，於是跟政府建議應要重視腫瘤科醫師的養成，於是有了腫瘤專科醫師訓練的計畫。當時老師是內科部血液科的醫師，那時血液科醫師兼著照顧癌症病人。在那個分子生物學剛開始發展的年代，腫瘤醫學方興未艾，加上在學生時代對癌症的興趣和感覺腫瘤醫學即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年代，順理成章的就進入這個科別。對老師而言，學醫的目的就是要照顧最痛苦的病人，癌症病人應該算是所有的病人中最痛苦的。於是在個人興趣和符合學醫目的情況下，搭上了腫瘤醫學快速發展的列車，在1987 年進入了中研院舉辦的第一屆腫瘤專科醫師訓練，當時老師以一個血液科總醫師的身份被送去訓練。

回顧台大腫瘤醫學部的歷史，在民國70 年代宋瑞樓教授就有成立癌症中心的構想， 而在民國80 年時，正值新院區即將落成，台大醫院可改寫組織章程，當時的醫學院黃伯超院長及醫院林國信院長正式開展了腫瘤醫學部的規劃，借用舊院區的6A 病房作為腫瘤醫學部的治療場所。當時腫瘤醫學部建立之初，其實連自己人都不看好，但後來只花了不到三年的時間，腫瘤醫學部就在台大醫院茁壯。近幾年腫瘤醫學進展快速，而腫瘤醫學部也整合了內外科、放射科醫師、病理科醫師，提供最完整的診斷和治療。老師也利用了早年訓練計畫所學，建立了癌症研究中心、腫瘤醫學研究所等，才能讓台大在這個領域在台灣保持領先，甚至在某些領域領先全球，嘉惠許多癌症病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 醫師生涯的良師與益友

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著一兩個貴人，能改變命運的走向，創造人生的高峰。在老師的生命裡，就有一個無私的良師，改變了老師的一生。他是Paul Carbone 醫師，美國腫瘤內科學之父、Lasker Award 得主，在美國地位相當崇高。但他卻願意花四年的時間進出台灣，擔任中研院腫瘤醫師訓練計畫的總主持人，對台灣的腫瘤醫學發展影響甚鉅，也成了他的恩師。在美國期間，老師都是接受他的照顧，縱使在美國已經是個大師級的人物，卻親自開車接送老師下班，讓老師十分感動。身為一個和台灣素無關係的外國人，卻願意放下身段，甚至冒著有可能因滯台時間太久而被母院開除的風險來台，其中的犧牲是無法想像的。回顧這段歷史，老師覺得自己很幸運能遇到如此良師，在台灣接受他的教導，去美國留學又能繼續接受他的照顧，從中見到Paul Carbone 醫師對台灣腫瘤醫學發展的不遺餘力和提攜，為腫瘤醫學發展奠定了基礎。也因為Paul Carbone醫師知道老師肩負著帶起台灣腫瘤醫學發展的任務，所以給了老師許多的extra training，讓老師能受到完整的訓練，有了站上國際舞台的能力。對老師而言，這段期間高強度的學習，讓他有機會觀察大師，也讓他體悟了到了某個階段以上後，很多事情是沒辦法一一教的，只能夠「learn by observation」， 觀察大師們的人生經歷，和更重要的他們是以何種心態去克服人生裡遇到的困難。

而另一個對自己影響很大的人物，老師覺得應該就是現在的楊校長了。楊校長是大老師一屆的學長，屆數的相近再加上工作上的密切合作，使老師從他身上學到了許多面對困難時的心態。提到楊校長，老師認為他是個徹底實踐「不為失敗找藉口、只為成功找理由」的人。在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到「困難」這兩個字，再怎麼困難也從來不把精力放在煩惱、痛苦上，而是無時無刻在追求成功的辦法。當年楊校長和老師是內科部最年輕的兩位教授。在他當內科主任時，便邀請老師當副主任，身為工作上最密切的戰友，近距離的觀察到他是怎麼面對外人無法想像的巨大挑戰，在挑戰中保持堅毅的心靈而不受影響。就如同「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若心態沒準備好，聽到兩岸猿聲就會受不了了！老師以生動的比喻作結，描繪出了楊校長在壓力之下的堅強。

挫折是上天最好的禮物

提到老師的豐功偉業，其中一個便是擔任亞太區計畫總主持人，協助拜耳藥廠的Nexavar 開發的傳奇故事，在這個大成就的背後，是老師在一次生涯中的巨大挫敗，才使這個故事有了可能。時間回到1999 年，老師在1991年獲國衛院補助成立台大癌症研究中心，第一年從國衛院拿1200 萬建立起這個團隊。第一年計畫時，有三個醫學中心拿到補助，三年後再評鑑剩台大和榮總，第二次三年評鑑後只剩下台大而已。「那時我沾沾自喜，連續拿了八年就把它當作是已經有的錢，所以當時的規劃、聘人等都當作是有這筆錢可用，但最後一刻突然接到通知說project 被turn down 了，那個壓力真的是不可想像！」回想起這段經歷，老師餘悸猶存。這個消息在當下對老師而言是個很大的打擊，也逼得老師下定決心轉型，在國家的預算不是十分可靠的情況下，老師決定要走向全世界，也因為走向世界的這個決定，大大影響了未來了發展。

老師研究主題主要是肝癌，老師從很年輕時就在研究末期肝癌的治療，而當時末期肝癌無人能治，坦白說做了很多年卻一事無成。到了2000 年標靶藥物出現，老師就想說別再做化療了，畢竟化療研究做了很久卻都一事無成。於是每天便不斷的閱讀，那時第一個便是要找driver mutations，但肝癌卻沒有。後來請益病理科蘇益仁教授，他當時正針對肝癌的分子病理進行大規模研究，他說Raf pathway 最有可能，老師自己也認為VEGF 可能也有影響。以這為基礎進去查詢藥物，發現只有一種拜耳藥廠在開發中的藥。

在那時剛好面臨挫折後的轉型期，於是無論遇到什麼機會都想去試試看。再輾轉下問到這個藥物在拜耳的總部，由一個專員叫Dimitri Voliotis 負責。初步聯絡的結果對方避而不見，使老師有點洩氣，但因為面臨轉型期，覺得無論如何自己都要拼到個機會，恰巧那個專員要到香港開會，邀請他來台灣他又不來，老師便下定決心要飛去香港和他見面，但那個專員給老師開了一個條件，要求老師要教他肝炎，老師也只好拜託陳培哲教授一起飛去香港。沒想到事情沒有想像中順利，那個專員聽到一半時就睡著了，令老師又氣又急，想說應該是沒機會了吧。沒想到過了半年拜耳總部突然打電話通知說決定要投入肝癌新藥的研發，並邀請老師當亞太臨床研究總主持人，最後成功的使該藥品上市，嘉惠無數的病患。回想起這段奇異旅程，老師覺得這對我們的啓示是：當你面對生命中的重大挫折時，或許是使你變得更加堅強的機會。因為前面的大挫折使得老師更加勇敢的去嘗試，化不可能為可能，一躍而上國際舞台，人生中每個失敗，或許就是成功的契機。

癌症醫院在台大

2007 年九月，郭台銘先生的捐贈案一時躍上新聞版面，其實台大等這一刻等很久了。在1970年代，宋瑞樓教授便已經提議說要蓋個癌症中心，到了林芳郁院長時期，有感於癌症病人甚至要站著做化療的辛苦情形，決定要用台大的錢來蓋癌症大樓，沒想到在最後一刻因為經費的問題而暫停下來。郭台銘先生由於自己的弟弟和太太皆因癌症過世，有很深的感觸，曾向老師表達回饋台灣醫界的心願，所以老師進一步詢問郭先生的捐贈意願。沒想到郭先生馬上答應，並且希望能因為這個捐贈而讓台灣有最尖端的癌症醫療服務，造福台灣更多人。於是在2007 年時，決定以捐贈的方式「送」給台大一座癌症醫院和質子治療的儀器，並希望能有一部分的錢可以拿來補助弱勢。對於質子治療部分，在老師心目中應該是小孩子的受益最大，因為許多兒童癌症都是可以治癒的，且他們在未來人生的路還很長，所以要盡量減少副作用的影響，應該要給他們最優質的治療。

工作與家庭平衡的生活

身為國際上知名的腫瘤醫學學者，到底老師的生活型態是怎麼樣呢？禮拜一早上老師會和整個研究團隊討論實驗（lab meeting），禮拜一下午則是門診。禮拜二相對而言比較自由，查房查完便開始處理繁雜的行政事務，並思考未來發展，和花一些時間閱讀。禮拜三又是教學門診，老師在腫瘤醫學部訂下一個傳統，凡是要成為專科醫師，就要跟在老師旁邊學習兩年，為他們打下扎實的基礎，到目前為止老師已經訓練了約40 個醫師遍佈全台，也希望能為癌症醫院儲備人才。禮拜三、四也有很多行政會議，有癌症醫院的、有研究所的，行政事務在老師目前的生活中佔了很大一部分。

老師也是一個非常注重私生活的人，都會盡量早一點下班回去陪家人吃飯，總認為該休假的時候就要休假。他認為時間的規劃與經營是需要經驗的，常常我們都有聽說可以把事情分為四個象限，比如說重要且緊急、重要且不緊急等等。但老師認為規劃時間最重要的應該是預見「important 但not urgent」， 如果important變成urgent，這樣一定會出紕漏且心理壓力會很大。他以癌症醫院舉例，現在開的會便是在規劃培養三年後開幕即能上線的人才與醫療環境，「我的哲學就是important 的事情都應提早規劃好」老師自信地說著。

我們都是負有責任的人

在腫瘤醫學部接觸到情況最惡劣的癌症病人多年，老師引了台灣醫療的歷史：「台灣最早的醫院都是傳教士蓋的，對傳教士而言，醫學只是工具，宗教與人性才是最後的目的。」老師一直強調不要忘了醫師的角色，因為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確定的宗教信仰，病人在末期時往往缺乏一個支持的力量。在台灣，這角色常常是醫師要扮演的的，醫師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來幫助臨終的病人。別忘了醫師有類似傳教士的角色在，給病人帶來關懷、為病人帶來安慰。「我們要不斷的思考，如果有一天什麼武器都沒有了，你還有沒有辦法行醫？有時候我們往往忙著找藥，卻忘了自己便是最大的安慰力量！」老師感性的說。

對於學弟妹，老師有著很高的期許。他覺得就像校訓裡提到的「愛國愛人」一般，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台灣的菁英，那麼不應只是享受菁英的地位，也要承擔起身為菁英的責任，學會把自己的格局放大一點。「我覺得台大醫學系的同學，一定要有這種責任感，要有責任撐住台灣，如果心裡面沒有這種動機的話，常常就流於平庸了！」老師以這麼一段話作結。綜觀老師的生命歷程，便是一種責任的展現，對台灣腫瘤醫學發展的貢獻、為台大建立起腫瘤醫學研究的基業，不甘流於平庸，而挑戰自我站上國際舞台。何其有幸能採訪到腫瘤醫學部的鄭安理醫師，在他波瀾壯闊又充滿驚奇的生命歷程裡，其堅毅最終導向無比的成功，和生命中遇見的Paul Carbone醫師、楊泮池校長進而影響人生的故事，都讓我們在面對人生的挫折時能受用無窮。※

現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院內科教授

．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