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遺骨返還事件作為和解的開始：訪談人類學系主任王梅霞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二十刊（見證）

受訪：王梅霞 主任(台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撰稿、訪談：b10 廖彦宥

在去年年底，英國愛丁堡大學將牡丹社事件中喪生的排灣族遺骨運回台灣。這一行動鼓舞了馬遠部落的族人，他們經過行政院、教育部、台大醫學院，最終到達台大校本部正門，以表達他們的訴求。他們期望台大校長在台大創校九十五周年之際，能夠親自接收陳情書。然而，群眾被阻止在鐵門外，無法進入校園。這場持續十年的溝通與談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並使爭議成為公眾焦點。為此，我們與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梅霞教授進行了深入訪談，以期能讓讀者們認識到遺骨事件的現在與未來。

在這次的訪談中，王主任詳細闡述了台灣大學校方對布農族馬遠部落遺骨返還爭議的處理方式，並分享了她作為人類學系主任與原民中心主任，在這一過程中的角色與感想。馬遠部落在遺骨返還事件中，提出了多項賠償和補償要求，這些要求包括：建立紀念碑、提供醫療和教育服務、將事件納入台灣大學的校史紀錄、提交真相報告，並在進入台灣大學醫院或台灣大學求學時提供補助。這些要求在具體落實過程中，不過在設立專門基金會的問題上，遭遇了許多現實的挑戰和困難。王主任首先解釋了台灣大學校方的立場。她指出，由於台灣大學校務基金的使用必須經過校務會議的批准，因此設立一個專門的基金會來應對賠償問題在行政上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這種情況使得台灣大學在應對馬遠部落的要求時，顯得格外謹慎且受限。校方因此目前能夠做出的承諾和行動包括：進行真相調查、將遺骨事件列入台灣大學的校史記錄，並為布農族族人在台灣大學醫院就醫或在台灣大學就學時提供相應的補助。同時，台灣大學醫學院也積極參與，推動長期的醫療和教育服務，這些措施成為台灣大學校方回應馬遠部落訴求的重要實際行動。此外，陳文章校長也支持以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的方式與部落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走進遺骨事件：從和解邁向共生

在學校的支持之下，原民中心著手進行了與馬遠部落合作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王主任特別強調了USR計畫在回應遺骨事件過程中的重要性，並分享了她在計畫中的親身參與。她解釋說，USR計畫是一個讓大學與部落建立更深厚合作關係的重要平台，期望通過這樣的方式，為部落帶來持續性和深入的發展支持。她提到，USR計畫不僅僅是對馬遠部落的回應，更是一個台灣大學對整體社會責任的實踐，反映出大學在社會變革中所應扮演的角色。王主任回顧了馬遠部落的歷史背景，特別提到了部落長期文化工作者江阿光(Laung Tanapima)的努力。江阿光長期以來致力於文化回歸活動，帶領部落年輕人返回丹大舊社(Takivatan)，這項工作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他們還出版了記錄部落遷徙歷史的書籍《在山的後面，是家：馬遠布農族丹社群的遷徙》，這本書為台灣大學與部落的進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礎。王主任本人也在兩年前參與了台灣大學醫學院所委託的田野調查，訪談了十位部落長者，這些長者回憶了他們對遺骨事件的記憶，並表達了他們對返還和和解的期望。她指出，這些長者普遍認為，應該通過布農族的和解儀式來處理此事，並強調建立新的友好關係，以促進部落與台灣大學之間的和解。「老人家講到都快哭啊，他們就說都已經這麼久了，為什麼還不還回來，我只能不斷安撫說台大一直都是很想要還的，但賠償金的問題卻一直懸在那裏。」此外，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王主任與他的學生也對於在監察院報告中有關耆老說遺骨要被拿去做成味素的說法提出了一些假設: 因為味素(azimutu, 由日語ajimoto轉化而來)在原住民語中的意義有被轉化為各種加工物，包括鍛造鐵器時的添加物(骨粉)的傾向，因此味素這種說法或許並不只是知識不對等下的產物，而具有更深的認識論結構轉化的意涵。然而，這種說法在與當地耆老的訪談中沒有出現，因此還待進一步釐清。

然而，馬遠部落內部對於如何處理此事仍然存在分歧。自救會的一些成員舉蘭嶼核廢料和亞泥賠償事件為例，認為部落應該得到相似的補償。然而，王主任指出，台灣大學的情況與這些案例有所不同。蘭嶼核廢料和亞泥賠償事件中涉及的單位都是營利機構，有能力支付賠償金，而且這些事件仍在進行中；然而台灣大學作為一個教育機構，並不具備類似的經濟能力和背景，無法像營利機構那樣提供大額賠償。她也指出，關於無償勞動的計算方式在部落內部引發了爭議，部落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這種計算方式可能會導致對部落居民的污名化，使得賠償問題更加複雜和敏感。關於台灣大學與愛丁堡大學遺骨返還案例的差異。她指出，這兩者的歷史背景和情境完全不同。愛丁堡大學的案例涉及1874年牡丹社事件，當時一些琉球人遇難，日本藉故出兵討伐，並將當地牡丹社族人的遺物帶回日本，最終流落到愛丁堡大學博物館，當代返還時族人並未提出賠償要求。而台灣大學的情況則發生在1960年代的戒嚴時期，當時政府以改善環境衛生而需遷葬為由，透過與地方鄉長、村長、警察及台灣大學教授的協商，最終決定將遺骨帶回台灣大學。不過由於戒嚴時期的特殊背景，當時的村民並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也沒有發言權，這使得今天討論這一事件的背景更加複雜，並充滿了歷史的重負。

王主任分享了她在賽德克族部落的長期田野工作經驗，並詳細說明這些經驗如何幫助她在馬遠部落推動合作與發展。她提到，她主導的USR計畫，已經在促進賽德克族部落的長期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並因此獲得了台灣永續獎的金獎。這些經驗使得她在推動馬遠部落的發展計畫時，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方向。她表示，台灣大學目前的USR計畫主要聚焦於舊社的調查和文化復興，希望通過這些努力，促進部落與台灣大學之間的長期合作。她認為，這些計畫的成功不僅有助於部落保存和復興他們的文化，也能在更大範圍內促進地方社會的發展和繁榮。在具體的計畫中，王主任提到，台灣大學的人類學系在今年已經與馬遠部落展開了各種合作，例如在七月有20位台大師生在馬遠部落辦理工作坊，和部落文史工作者分享彼此的經驗。工作坊的內容涵蓋了當代考古學的三維技術測量和紀錄方法、文化資產的發展，以及地方創生的成功案例。這些工作坊不僅僅是一次性活動，而是希望通過這些實踐，建立起台灣大學師生與部落年輕一代之間的長期交流與合作，並希望這些技術培訓能夠幫助部落在未來的舊社紀錄工作中有效地應用這些技術。然而，這一計畫也面臨自然因素的挑戰。颱風導致進入丹大舊社的林道受損，使得今年的USR計畫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王主任與江阿光討論後決定，將計畫的重心從丹大舊社的田野調查調整為關門古道幾個舊社的維護與田調，並且增加生命儀禮的紀錄和復興。他們計劃以布農族的記事曆板(Islulus’an)為基礎，從訪談長者開始，記錄當代布農族的生命儀禮和歲時祭儀的復興情況，並結合民族植物學的研究，探討這些儀禮與植物生長週期之間的關聯。在台灣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裡面，也存放著過去在丹大舊社所遺留下來的記事曆版。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儀禮就不僅僅是文化的象徵，更是與自然界和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實踐。

因此，王主任認為，台灣大學與馬遠部落的合作不應僅限於人類學領域，未來希望能夠結合其他學科的資源，例如公衛學院的水資源調查、社工系的社會服務，以及地理系在空間規劃和自然資源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她舉例說，過去曾與公衛學院的王根樹教授合作，協助原住民地區進行水資源調查，也受到當地耆老的歡迎。這些經驗顯示，跨學科合作能夠大大增強學術研究與地方發展的結合度，並為部落的長期發展帶來更多實際益處。她還提到，馬遠部落內的駐在所和蕃童教育所這些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物，由於其歷史意義深遠，並且在當地耆老的口述歷史中，也可以發現這些殖民機構對於規訓他們生活的深刻影響，如果能結合公部門資源進行保護和活化利用，將能進一步促進部落文化的復興。王主任也進一步探討了類似的案例。像是過去曾經是各族群文化的交流要道的內本鹿(Laipunuk)，布農族人為了復振文化所創建的的山胡椒基地，或是拉庫拉庫溪(Laqlaq)舊社的家屋重建計畫都是成功的例子。後者的計畫由花蓮縣政府主導，結合了林務局、文化部等多個部門的資源，在舊社重建家屋，並且成為了部落年輕人推動文化復興與觀光發展的重要基地。王主任認為，這樣的成功案例顯示了整合資源和跨部門合作的重要性，也為馬遠部落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台灣大學雖然在推動USR計畫方面才剛起步，但她對馬遠部落的計畫未來充滿信心。通過這種大學與部落之間的深入合作，不僅能夠幫助部落實現文化復興和社會發展，還能為台灣大學的師生提供寶貴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機會，最終實現大學與地方社區的共同成長。她強調，這樣的合作將是一個長期而有意義的過程，需要雙方的不斷努力和投入，才能夠在未來的歲月中開花結果，真正促進部落的文化復興與可持續發展。這樣的合作和發展並不是單向的，台灣大學也將從中受益匪淺。她提到，這不僅僅是一次社會責任的實踐，更是一個學術研究和教育的寶貴資源。通過這樣的合作，台灣大學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原住民文化和社會，並將這些知識融入到學術研究和教育中，培養出更多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文化敏感度的學生。

走出遺骨事件：人類學實踐的可能

在馬遠部落之外，王主任也和我們探討了現代人類學範式的轉變，特別是如何避免重蹈馬遠部落事件中的覆轍。她強調了在當前研究環境中，學者應如何確保研究對象不受到權力壓迫而被迫同意進行研究的問題，以及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和尊重部落內部的多元聲音。王主任指出，過去歷史上，無論是日本殖民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曾經對馬遠部落施加過強大的外在壓力，導致部落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歷史、文化和土地。這些悲劇性事件讓學者們開始反思，如何在未來避免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她提到，當前台灣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已經規定得非常明確，所有涉及部落的研究計畫都必須先取得部落的諮商同意，以確保研究過程中尊重部落的自主權。然而，王主任也敏銳地指出，當前的挑戰不僅僅來自外部壓力，而是部落內部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她以最近幾個案例為例，例如本的光電案，說明部落內部常常存在不同的意見，包括世代差異、職業背景和階級差異等現象，這些內部分歧使得研究者需要更加敏感和謹慎地處理部落內部的各種聲音。她認為，今天已經很難出現外力單方面強迫部落同意的情況，反而需要學者們去理解並結合部落內部的不同力量，從而在研究中保持平衡和尊重。王主任還提到《原住民傳統智慧財產保護條例》的制定初衷，該條例旨在保護原住民文化免受商業濫用，然而在實踐中，這一良好的初衷引發了部落內部的不同聲音和爭議。她以賽德克族的織布圖紋為例，說明部落內部在「財產權」問題上的複雜性。她認為，文化屬性在台灣豐富的族群互動中是難以簡單歸類的，當代的財產權概念需要被重新反思，文化本身是一個不斷再創的過程，不能用當代財產權的觀念來排除其他可能性。也正因如此，其結構會隨著與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產生變化，如果以馬遠部落的遺骨返還模式來說，鄉公所所推行的墓葬園區的返還模式也是受到了現代社會墓葬習俗的影響，而不是像過去一樣是立無名碑的風俗。

對於布農族而言，其與祖先之間的連結形式便是射耳祭，這是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儀式，不僅是年輕人的成年禮，還是一個社群身份確認的場合。參加射耳祭的人都是同一社群的成員，這個儀式通過與祖先重新建立聯繫，確認社群內部的關係，雖然與漢人的祭祖方式不同，但同樣重視與祖先的精神聯繫。王主任強調，這些傳統儀式展現了布農族文化中的深層信仰，如精靈(qanitu)的觀念。精靈在布農族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無論是種植小米、建造新屋，還是狩獵活動，都涉及與土地、動物和精靈之間的對話與協商。王主任指出，雖然現代社會中出現了固定墓葬園區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文化的影響，但她認為，理解和保留布農族傳統信仰和文化觀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文化觀念提供了一種不同於主流資本主義文化的視角，能夠啟發我們思考更深層次的文化和社會問題，並開展出異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模式的可能性。王主任以她曾經參與的賽德克族的織布產業為例，說明了經濟與文化可以如何結合，創造出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論述依然非常重要。她強調，在文化產業中，每個人都在通過行動重新建立與祖靈、與他人之間的連結，這是一種自我更新的過程，展示了文化在經濟活動中的核心地位。儘管當時的資金有限，但她透過引入少量資源，促進了部落文化的復興。例如，她在數年前與賽德克族合作舉辦了織布工作坊，吸引了來自不同背景的學員參加，包括跨族群、跨世代的部落成員。這些活動不僅重振了部落的織布技術，還讓部落成員重新認識到自己文化的重要性，進而開始申請各種文化認證和課程，展現了部落自我發展的能動性。

因此，王主任提出了她對人類學研究的觀察。她認為，現代人類學已經不再強調傳統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二分關係，而是更強調一種共同工作和合作的模式。她提到，台灣大學目前的USR計畫和博物館的合作策展，正是通過與部落的深入合作，建立起一個多層次、多向度的網絡關係。這些合作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延伸，更是促進文化交流和互相理解的重要途徑。具體而言，王主任描述了台灣大學博物館如何通過合作策展，將館藏的原住民文物帶回原生社群，並與部落共同探討這些文物的文化意義。她指出，這些文物大多是日本時代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學者努力記錄和收集的成果，如今台灣大學希望通過策展和合作，將這些文化財產重新帶回原住民社群，促進當地的文化觀光和社區營造。例如，台灣大學與佳平部落(Kaviyangan)結拜，透過祖靈柱的儀式，重新建立部落與博物館之間的聯繫，這不僅是一種文化交流的方式，更是加強部落自我認同和文化復興的重要途徑。因此，現代人類學研究中的網絡關係非常重要。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每一個參與者，無論是學者還是部落成員，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角色在不同背景和文化脈絡中交織，形成了一個豐富的網絡。這樣的研究模式不僅僅是將文化作為靜態的研究對象，而是將研究者自身置於文化網絡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並通過這種互動來促進文化的動態發展。王主任還分享了她學生們的成功案例，展示了這種新型人類學研究方式的實踐成果。例如她的一位博士班學生在學校期間，就與台東的布農族年輕人共同創立了東部布農青年會。這個青年會跨越了族群界限，將布農族、魯凱族和漢族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申請各種國家計畫。這些計畫不僅僅是國家治理的延伸，更是當地年輕人將國家資源轉化為符合地方發展需求的具體實踐，從而為地方創生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王主任認為，這些成功案例充分展示了網絡關係的重要性。東部布農青年會通過建立跨族群的網絡，實現了地方社會的自我發展，這正是她所強調的人類學研究中的動態網絡關係的具體體現。這些計畫不僅僅是國家治理的延伸，更是當地年輕人將國家資源轉化為符合地方發展需求的具體實踐，從而為人的生活模式開展了更多可能。

在這個基礎上，王主任進一步探討了人類學對於生命政治的關注。她指出，過去體質人類學中的測量與分類曾經是殖民治理的一部分。殖民政府為了治理技術的需要，透過各種人口與地理統計學生產的知識以權力的形式浸潤在人與人之間，而人類學便是知識與權力生產中的一環。然而，現代人類學跳脫了此一範式，變得關心生命政治的運作，特別是如何通過各種制度和論述建構不同的主體，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的經濟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對她來說，人類學不僅研究理性主體的建構，還探討情感主體、倫理主體以及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企業主體的發展。同時，人類學也致力於尋找可能的替代性生命形式，關注那些在主流治理技術下被忽視或壓制的生命可能性。她舉例介紹了一本書《生命之側》，該書探討了加拿大愛斯基摩人在殖民和國家公衛制度下的生命形式，並反思這些制度所忽略的生命可能性。她認為這種反思對於理解現代社會中的多元主體和生命形式至關重要。王主任將這種思考延伸到她的研究中，強調人類學關心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還能開展哪些新的生命可能性，以及如何在田野研究中與當地文化進行深層次的生命相遇。她認為，她在馬遠部落的研究也是這種生命相遇的具體體現。儘管制度和運動的複雜性給研究帶來了挑戰，但她感到幸運能夠在這個過程中遇到有心的部落成員，共同探索資本主義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學研究就不僅是對過去的保存，更是對未來的開拓，並尋找出在資本主義框架下如何開展新的社會和文化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的開展所需要的場域，便是建立在人與人的相互理解之上。

寫在訪談之後：對於原住民族政策的一些省思

在訪談的末尾，王主任與我們討論了有關原住民族正義的問題。身為原民中心主任的她，對於如何促進原住民族與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一直是她關心的目標。然而，隨著過去言論自由月的風波，以及她所舉辦的原住民族文化交流活動嘗試突破同溫層的努力，使王主任對於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缺乏理解、以至於產生歧視的狀況感到擔憂。身為人類學研究者的她，她一直想要透過在網絡中的不斷研究實踐，去讓社會對於各個族群，各個階層的人們可以理解到彼此的共在。然而，現實狀況卻常常讓她感到任務艱鉅，個人主義的現代生活讓人常常感受不到與他人共同生活，進入不同文化的可能。但即使如此，王主任仍然不遺餘力地用自己的實踐將這些理念推廣出去，以期能夠讓更多人參與、理解原住民文化，並認識到人的生活原來可以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