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左翼、《醫訊》： 追憶消逝的1950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四刊(世代)

撰稿：b99陳亮甫

楔子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脫離了殖民政權，島內群眾對新的統治者懷抱著極高的期待，望其能夠紓解戰事帶來的紛亂與流離。然而新政權沒有給人民帶來希望，軍紀渙散、吏治混亂、經濟崩壞日發嚴重，一波接著一波的爭亂與省籍衝突，高壓統治下，失望透頂的人民終於對執政當局發出了怒吼。1947年，取締私菸的槍響點燃了已隱隱燃燒的怒火，大小規模的反抗在全島各處遍地開花，一直到軍隊壓境，大規模的 鎮壓與屠殺型的掃射，將這反抗勢力弭平，之後所頒布的清鄉政策以及戒嚴令，暫將政局維持在一個恐怖的平衡當中。

然而，二二八的傷痕與記憶沒有在武力鎮壓中消隱。當武裝反抗或是體制內的談判都無法撼動現行的堅實體制，學生、青年、農民、藍領勞工，開始將希望轉向另外一股赤紅的勢力。早在二二八事件以前，中共就已將矛頭鎖定台灣；隨著國共內戰亦趨白熱化，國民黨軍隊漸露敗象，中共看準了台灣將可能成為下一個敵軍的據點，早以潛心準備地下黨的組織工作，短短幾年間。地下黨的規模由二二八事件時百人不滿，擴展至三、四千名他們以合法掩護非法，單線領導擴大成員，以各種方式經營群眾工作，為的是厚植反國民政府的力量，要為中共來台解放做接應的準備。直到國民黨軍隊大規模撤退至台灣，加以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駐守台海，共軍與地下黨解放的夢想正式破滅，訓練有素的國民黨情治人員將地下組織一一破獲，成員處以死刑與徒刑，這波史稱「1950年白色恐怖」的狂潮正式告終。

這波赤色的風暴，也深入校園當中，對當時思想左傾、或甚至只是對時局感到不滿的青年學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撼動了他們的一生。以當時的台灣大學來說，地下黨在既有學生組織（自治會、藝文性、政治性社團）當中，利用已然成形的人際網路，擴展群眾，目的如前文所述，是為了在解放軍來台兵荒馬亂之際，保護生產與學術研究機構，避免國民黨政府的焦土策略。社團方面，有「耕耘社」這類生產互助合作的社團，也有「雲雀壁報社」之類的政論組織，和眾人所熟知的「麥浪歌詠隊」，學生自治會方面，則在二二八事件以後，以法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為區分，各自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除了照顧同學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是當時議論時政、推廣議題的重鎮。以醫學院學生自治會而言，幹部出版刊物、成立讀書會、播放藝文電影，擴展知識，凝聚群眾，在當時的校園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前述的白色恐怖，白塔內的學子亦難倖免於此，拾起手術刀，背誦著生理學原文的同時，他們的生命也和時帶的命運產生奇妙的交會。今天故事的主人翁，葉盛吉與顏世鴻，便擔任醫學院學生自治會第三與第四屆的常務理事（等同今日會長職位），也很弔詭地都加入地下黨的組織，負責「學生工作委員會台大醫學院支部」的工作。

催生《醫訊》的手：葉盛吉的徬徨與執著

葉盛吉生出生在台北，因年幼時母親過世，由居住於台南的叔父葉聰扶養長大。葉氏是鹽水地區的望族，在葉盛吉的父輩始沒落分家，而葉聰於新營鹽水港的製糖股份公司總社服務，葉盛吉因此能夠在富足的日式家庭中成長。

進入新營公學校、台南一中就讀，葉盛吉的求學歷程可以說是相當順遂，成績名列前茅。中學畢業之後葉盛吉旅日度過了兩年困頓的重考時光，終於在1943年進入了仙台第二高等學校就讀，並且在之後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院就讀。戰後葉盛吉申請轉學回台灣大學醫學系，繼續完成學業。

葉盛吉的求學過程曲折，而他的人生哲學與邏輯思想，據其自述，也曾經有很大的震撼與變革。作為臺人，而在日式教育中成長、接受日本體系的教育，卻又在求學時期面臨了二次世界大戰、家鄉政權重又回歸中國政府。對他個人而言，「民族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思考難題，特殊的人生際遇也讓他最終有了對於「中國」與「日本」的雙向認同歸屬。時值戰亂，學院內流行的「猶太研」（反對猶太，鑽研猶太人對民族、社會之害得學問）也一度吸引葉盛吉，雖然他最後有所感悟而揚棄之。留日學習時，葉盛吉偶爾「跟蹤」因戰亂失去家園的遊民，與他們相談並且給予生活上的資助，這一類對於社會現實的觀察，培養了他對於無產階級更深厚的理解。

返台後的葉盛吉，曾擔任台大全校學生自治會理事、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宿舍自治會幹事等職務，主要負責文化相關的活動， 播放電影， 歡迎市民大眾以極低廉的價格觀賞， 同時組織讀書會， 閱讀《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這類的書籍，甚且投入編纂報紙諸如《醫訊》、《東門》等刊物；至於學生福利部份，為了向當時台大莊長恭校長陳情，他還親自到機場去「追回」辭職剛要離開的莊校長，相關事務，不勝枚舉。

編按：轉述自吳寬墩醫師之補充：「葉盛吉前輩雖然於1948年有發行「醫訊」的意願，但是目前找不到當時的刊物。隨著白色恐怖的肅殺，這本刊物的命運無人知曉。1970年醫學系二年級生杜永光，有感於醫預科學生和高年級學生聯繫不易，創辦了「台大醫訊」，做為醫學生溝通橋樑。為隔週一出版。我詢問杜教授，他並不知葉盛吉曾出刊過「醫訊」。1980年代，「台大醫訊」仍每隔週一出刊。」

葉盛吉本人思想如左傾現無從得知，惟從其所閱讀書籍《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等可略窺端倪，而當時社會的不平等、政治亂象以及對於國民政府的反感，逼使當時青年的思想基進化，左傾／ 純粹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帶有嚮往，似乎也是可以理解。在醫學院學生自治會第一任常務理事劉沼光的帶領之下，葉盛吉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隸屬學生工作委員會醫學院支部，並且吸收顏世鴻（詳見下文）以擴大組織。求學過程中，葉盛吉相當早就發現自己對於醫學不感興趣，在畢業後選擇了公共衛生作為往後的目標，前往潮州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從事研究。1949年八月起，「學委會」的上級們一一被捕，並且交出了葉盛吉的名字，1950年五月，葉盛吉在屏東落網捕，當年秋天與同為「學委會案」被捕的十一人，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判處無期徒刑，後再由蔣介石改判為死刑；留下遺書給年幼的稚子葉光毅之後，他在馬場町刑場結束了僅二十七歲的青春年華。

「我自始至終並無顛覆政府的意圖。」在遺書上留下這句話的葉盛吉，是怎麼看待這些行動的呢？天生的romanticist的性格，卻同時保有醫者humanist的個性，葉盛吉或許一直在尋找著顛覆政權以外，建設良善社會的方式。那雙曾握筆編纂《醫訊》的手，在將要倒臥刑場的前一刻，料想依然是堅定，沒有半分顫抖的吧。

「士為知己者死」的人道社會主義者：顏世鴻

顏世鴻於1927年出生在高雄旗後，父母親都曾參加抗日運動，小時候舉家遷至福建，二次大戰之後回到台灣，就讀台南第二中學（今台南一中），1946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科。

顏世鴻自稱，並不是「生就的共產主義者」，雖然在光復後不久即讀了《克魯泡多金傳》和《聯共黨史》等左翼書籍，對於其中反抗者的境遇感到同情，但亦不乏其批判與人道主義的觀點。在醫學院中，顏世鴻結識了志趣相近的同鄉學長─醫學院第三屆學生自治會會長葉盛吉，並且於之後擔任學生自治會「文化語言部」的副總幹事。對於葉盛吉，顏世鴻可以說是完全地折服於其學識與見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知己者容」的心態下，成為其終身的信徒。

然而，在入黨宣示之際，顏世鴻與時為見證者的老張（陳水木，學生工作委員，師範學院畢業，二十六歲時遭槍決）卻有了激烈的爭辯，談及華北、東北共產黨土改政策當時，顏世鴻不改批判，認為「死者不可復活」，堅持認為對地主清算式的鬥爭手法有檢討之必要，為此爭辯許久。以此足見顏世鴻雖加入左翼反抗組織，但卻有其人道主義之關懷，不會因意識形態的信仰而盲從。

顏世鴻亦是葉盛吉於台大醫學院支部內吸收的最後一名黨員，並且在其離開學校以前，將醫學院支部交由顏世鴻帶領。1950年五月十九日葉盛吉在潮州落網（先此早有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台大醫院第三外科許強、第一外科的郭琇琮、眼科主任主任胡鑫麟、皮膚科胡寶珍、耳鼻咽喉科蘇友鵬醫師等遭逮捕），顏世鴻在一片風聲鶴唳中，一方面焦急於時局情勢，二方面也想著要完成期末考試，就在猶疑中，錯失了逃亡的契機，六月二十一號清晨，顏世鴻在宿舍遭到逮捕，移送刑警總隊。經過監禁、審判，自此開始了十二年的監枷人生，在安坑軍人監獄以及火燒島消磨盡青春年華（還有在小琉球的一年半，但這是後話）。

出獄以後的顏世鴻，無法回到台大醫學院就讀，幸賴當初傅斯年校長僅以其缺考退學，學籍還保留，因此顏轉而到臺北醫學大學完成學業，後考取醫師資格，懸壺濟世度過下半生。現居於台南。

與同案的諸多學生工作委員相較，顏世鴻的倖存，宛如見證者的角色，其所留下的《霜降》、《小滿》、《初分》等傳敘性的書籍，儼然一段白色恐怖的銘刻，記下了反抗者的容顏、統治者的姿態以及動盪時代背景下的一樁樁悲喜劇，筆者本篇文章多摘要於《霜降》一書，數度翻閱，每每神色為之哀戚而儼然。

尾聲

本文可以說是日前甫於台大落幕的「【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台大1950年代檔案及影像展」之遺緒，摘取其中對於時代以及校園背景的描摹，特重醫學院這一個區塊，或有期待以《醫訊》為線索，勾勒醫學生之反抗系譜的企圖。為此，雖力求尊重為文者（楊威理先生《雙鄉記》、顏世鴻先生《霜降》）原意，卻仍恐有斷章取義之嫌，還望讀者能夠見諒，以及，不因本文之描寫，曲解了對於時代背景的理解。

回想起與現任《醫訊》主編開始進行1980年代，醫學院學運史的訪談，當時的企圖是明顯而大膽的。現實生活的種種，運動、倡議上的受挫，讓我們轉而期待從歷史之中，尋找突破的契機，甚或者，只是希望藉由前人的口，講述我們對於當代社會、校園環境的嗟嘆。這樣的動機，一時不察，卻往往將訪談與書寫，引導到一個後設的自我情境，將先前反抗者的行動內涵，片段地置入已然構設的故事框架，似乎能令人看見激憤人心的前人血淚，卻也恐怕偏離歷史研究的真義。

上述與其是針對我們的訪談結果（本刊學運史的其他部份）所為之批評，倒不如說是耙疏文本、口述歷史的時刻，不斷對自己所提出的警示。涉及歷史的文章當中，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客觀地呈現、將事實予以揭露─完全沒有立場只是個虛構的幻想，但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僅是將讀者帶往被紀錄者所身處之情境（時光倒流，白塔內），而其餘的反思、評判、啟示、警醒，這部份的責任，就交由讀者自己來做決定。

※

如果允許，我希望這些問題，在閱讀完文章之後，都能夠被思考與討論。是什麼樣的原因、政治機會結構，能夠讓這樣一群身負專業與社會期待的社會精英，選擇走上一條沒有盡頭的反抗之路，在黑暗當中踽踽獨行，面對強權而能有最堅定的批判，甚而如同其罪名所述，「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

「我總覺得，團體或國家者，其中有與國家或團體相悖反的分子之存在，是極關重要的。因為這樣可以經常保持反省的氣運，而這正是進步發展的途徑。」這是葉盛吉在他自己的往日手記裡頭，記下的一句感慨。而今天的我們，對於公義的追求，對於社會現況的不滿和反省，總是存在著的，只是這樣的心態要怎麼投入形塑我們理想的公義社會，醫者的角色又該是何如？

前人以身為度，血染的風采只能作為某種嘗試性的應答，或許合理的解釋，還存在時代中，每一個書寫的、倡議的、執筆的、農作的、握著手術刀的，行動者身上，不曾有過真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