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福散策：雙甲子的文化積澱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二十刊（見證）

撰稿：文刊部編輯室

在台北景福門旁，坐落著一座擁有雙甲子歷史的醫學校 — — 台灣大學醫學院。這裡不僅是台灣現代醫學的發源地，更是眾多醫學精英的搖籃。從1897年台北病院設立的「醫學講習所」開始，到高木友枝校長推動的醫學教育改革，強調「成為醫師前先成為人」，這座學府的發展與無數「景福人」的足跡緊密相連。因此，台灣醫學教育不僅傳授專業知識，更注重醫學生人格的養成。這種精神深深植根於每一位景福人的心中，並隨著他們的足跡延續至世界各地。在這次旅程中，我們將走訪這些景福校友的故居與醫院建築，追尋他們的足跡，感受他們對醫學與人文精神的堅守。

醫學人文旗手：謝博生與醫學人文博物館

理解醫學人文，不妨從踏入醫學院旁的醫學人文博物館開始。在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裡，古典的立面無聲地講述著百年來醫學發展的故事。這裡曾是台大醫學院的二號館，在謝博生院長的努力下，如今成為一座結合了歷史、人文與醫學教育的博物館，保存了台灣醫學教育與醫療發展的珍貴記憶。出身彰化鹿港的謝博生，深受家族中濃厚的醫學傳統和文化薰陶。父親謝巧烽不僅是鹿港的開業醫師，也是一位熱愛古典音樂的人，這種環境使得年輕的謝博生從小便對醫學和藝術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在他後來的醫學生涯中，這些童年的影響不斷體現，他始終堅信，醫學不僅僅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關乎人性、倫理和文化的學問。

在謝院長的醫學旅程中，他並非僅僅追求技術的卓越。作為一名腎臟內科的專家，不僅在學術上有所建樹，更在醫學教育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後，赴日本深造，取得東京醫科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到母校台大醫學院任教。作為一名教育者，他不僅要傳授學生專業知識，更要培養他們的醫病關係及人文素養。當他接任台大醫學院院長後，便開始大力推動醫學教育的改革，強調醫學生在分科之前，應先接受全面的內科訓練，這樣才能培養出既具備專業能力，又能對病人給予全方位關懷的醫師。然而，謝博生的夢想不僅停留在課堂和學術論文中，他更希望能為醫學人文教育建立一個實體的空間。這個願望最終在他推動下，促成了二號館的修復與轉型。這棟由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建築物，早在二十世紀初便已矗立在此，見證了台灣醫學教育的風風雨雨。經歷過火災、戰爭和多次改建的它，在九零年代初已顯得破敗不堪。謝博生深知，這不僅僅是一座建築，更是台灣醫學教育歷史的重要見證。於是，他發起募捐活動，號召校友和社會各界共同出資，終於完成了二號館的全面修復，並將其改名為「醫學人文館」。

醫學人文博物館內的設計與佈置充滿了歷史感與藝術氛圍，高聳的廳堂彰顯著這座建築的典雅與莊嚴。這裡曾是無數醫學生求學的地方，如今則成為了一個展示醫學人文精神的聖地，並安放著歷屆的醫學院院長的塑像。在醫學人文館外的草地，則是過去的大講堂，這裡是過去醫學課堂的中心，許多影響台灣醫學人物也都在這裡講學過。因此，這座博物館的創立，充分體現了謝博生對醫學人文教育的執著和深思。他清楚地意識到，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醫病關係卻逐漸淡化，高科技的醫療手段雖然能拯救許多生命，但也容易使醫生與病人之間產生距離感。為了改變這一現狀，謝博生在醫學院中引入了人文、社會與倫理的課程，旨在培養醫學生對病人全方位的理解與關懷。對他來說，醫學的核心不僅在於治療疾病，更在於尊重和保護病人的尊嚴與價值，而醫學人文的精髓，便是主體性、愉悅與關懷。

謝院長不僅在職業生涯中身體力行他的理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也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善終」的意義。在遭遇腦中風後，他選擇在家中安詳地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拒絕了現代醫療中的無效救治手段，平靜地走完了自己的路。更感人的是，他在離世後將自己的大體捐贈給台大醫學院，成為一名「大體老師」，繼續在醫學教育中發揮作用。謝博生院長的遺骨，如今安放在解剖學實習外的解剖學教育展示館內，守護著每一位前來學習的醫學生。

時代窗口：李震源院長與其故居

穿行在台北市的紹興南街，經過中正紀念堂的大忠門，一個熟悉的景象映入眼簾，卻透露出新的細節：街道兩旁堆滿棄置的家具，這些物件似乎訴說著歲月流逝的痕跡。道路的另一側進行著污水改善工程，顯得有些雜亂無章。紹興南街的空氣中，彷彿彌漫著一種矛盾的氛圍 — — 位於市中心卻彷彿被時間所遺忘的「冷綠洲」。走在這條街道上，回到過去的日據時代，這裡曾經是東門日式住宅區的一部分。古樸的建築間，我來到了李鎮源故居，一座別具歷史意義的木造日式建築，兩棟宿舍並排而建，保留著「應接室」、「書齋」、「座敷」等日式空間。建築前的出窗、後方的簷廊、木製雨淋板外牆，無一不展示著昔日的風貌。這裡是台灣醫學界的先驅李鎮源教授的居所，伴隨著他從學術到社會運動的多重身份，成為台北城市記憶的一部分。

李鎮源是一位傑出的藥理學家，被譽為台灣蛇毒研究的奠基者。他在醫學上的成就跨越國界，1976年獲得國際毒物研究的最高榮譽「雷理獎」，1985年當選「國際毒素學會」會長，成為台灣科學界首位在國際學術團體擔任領袖的人物。從他投身學術到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他不僅改革台灣的醫學制度，還致力於改變社會對醫療界的陋習，比如倡導「醫師專勤制度」，杜絕收取紅包的風氣，將醫師倫理置於首位。晚年的李鎮源教授，不僅僅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社會運動的實踐者。他不畏風險，積極投身於台灣的民主運動。1991年，他與台大法學教授林山田、陳師孟等人組成「100行動聯盟」，強烈呼籲廢除箝制思想與言論的「刑法100條」。他們的行動在那一年的國慶前夕掀起「反閱兵、廢惡法」浪潮。次年「草山請願」中，李教授與同伴們的抗議終於促成立法院通過刑法修正案，台灣的威權時代就此翻過新頁。

李鎮源故居，靜靜佇立於紹興南街，彷彿仍能感受到他在這裡生活的氣息。這棟建築見證了他的學術成就和他為社會正義而奮鬥的堅定信念。穿梭於這座舊時官舍的每一個角落，我仿佛能夠聽見他當年在書齋埋首研究的身影，以及他參與社會運動時激昂的聲音。這座故居，不僅僅是台北市的一個歷史遺跡，更是台灣醫學和民主歷程的縮影。

延平路上：北仁安、南朝北與大安醫院遺址

台北自建城以來，歷經無數次政權更迭與歷史變遷。如今，雖然多數台北人耳熟能詳那座曾經矗立的城池，知曉它的城樓與城牆，但這座城的具體面貌卻如煙霧般在記憶中模糊不清。經歷了一百四十年的時光洗禮，今人只能透過殘存的史蹟，追尋那段早已遠去的歲月在這座舊城之中，許多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醫師，或懸壺濟世，或關懷時政，留下了不朽的景福足跡。透過在舊城中的杏林，彷彿依稀能感受到昔日醫師們的風采與無私奉獻。

站在大安醫院的舊址前，回望那段充滿抗爭與理想的年代，這片土地曾經是蔣渭水領導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基地。如今，儘管這裡已經成為義美食品的起家厝，但牆上的紀念牌和玻璃櫥窗裡展示的《臨床講義──對名叫臺灣的患者的診斷》，依舊無聲地訴說著這裡曾經的輝煌與奮鬥。1916年，蔣渭水在大稻埕創立了大安醫院，但這裡遠不止是個治病救人的地方，更是社會運動的策源地。1921年，蔣渭水在此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這個以推動文化啟蒙與社會改革為宗旨的組織，象徵著他深知醫療救人固然重要，但喚醒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追求自由的渴望，才是真正的救贖之道。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是蔣渭水抗爭旅途上的一大步。他透過這個平台，舉辦了無數次的演講和文化活動，創立台灣第一家文化書局，推廣白話文，引進新思潮。他深信，唯有文化的覺醒，才能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之後他創辦了《台灣民報》，這是台灣第一份由台灣人主導的白話文報紙。因當時的日本政府不允許台灣人自行發行報紙，蔣渭水將報社設於東京，並在大安醫院旁設立台灣支局與總批發處。《台灣民報》迅速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喉舌，被譽為「台灣人的言論機關」。蔣渭水不僅是報紙的創辦人之一，更是社論的主要撰寫者，他透過這些文字，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促進社會的覺醒與團結。

蔣渭水的抗爭不僅限於文化層面。1927年，他創立了台灣第一個政黨 — — 台灣民眾黨，旨在團結台灣人民，為爭取自治權而奮鬥。他那句「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口號，至今仍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迴響不絕，成為無數台灣人心中的呼聲。蔣渭水憑藉他卓越的演講才能，在全台各地舉辦了超過萬場的演講，鼓勵民眾團結自強，抗衡殖民統治。他的演講場場爆滿，甚至有民眾為了聆聽而爬上窗戶，這股力量讓日本殖民政府也為之震驚。然而，蔣渭水的抗爭之路充滿艱難險阻。他一生中被拘禁十餘次，並在獄中撰寫了《三遊北署》一文，記錄了他在獄中的心情與思考。北署，即日本殖民時期的台北北警察署，距大安醫院不遠。今日，當年的北署已成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這座曾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建築，如今仍然舉辦各類展覽，訴說著殖民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為啟蒙大眾所做的努力。這座紀念館，試圖追溯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讓現代人得以一窺那段風起雲湧的過往。

走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步入大稻埕的街道，歷史的影子似乎仍在這片土地上躍動。從延平北路的一端望去，大千百貨似乎掩映了昔日的故事。然而就在這裡，曾經矗立著台灣的歷史印記 — — 「康樂外科醫院」。這不僅是一間醫院，它更是台灣第一位外科女醫師謝娥一生的舞台。謝娥這個名字，早已在歷史的洪流中閃爍著，她是那個時代少見的女性手術醫師，也是一位政治人物，挑戰性別和時代的種種束縛。

謝娥出生於1918年的台北艋舺，年輕時便展現出過人的膽識和決心。求學路上，她自老松公學校一路向前，考上台北第三高等女子學校，之後遠赴東京女子醫學校深造，成為台灣第一位外科女醫師。1942年，她學成歸來，加入台北帝大醫學院的第一外科，開始了醫療服務，也展開了她的抗日生涯。謝娥的政治意識並非偶然，而是深受父親參與台灣民族運動的影響。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她目睹日本人對台灣人的種種不公，決意以行動抗爭。回到台灣後，她結識了台北工業學校的劉英昌、台北二中的郭宗清、黃雨生及唐志堂等人，並一同密謀在日本人飲水中投毒，以此支援盟軍的登陸行動。1943年，這項計劃被發現，她被捕入獄。日據時期的監獄環境惡劣，她飽受折磨，甚至有律師建議她妥協，出獄後與日方合作從事醫療工作，但她堅定地拒絕。她說：「只要我的一滴血還存在身上，我就是中華民族的子民。」這句話表現了她的信念，也成為她一生的註腳。

戰爭結束後，她終於迎來重獲自由的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謝娥於9月出獄。同年，她的父親在太平町為她購得一間樓房，設立了「康樂外科醫院」，並於11月13日開幕。這間醫院不僅是謝娥行醫的場所，更是她服務弱勢、治病救人的新舞台。她還特別宣佈，對於貧困病人，一律不收費用，實踐了她醫者仁心的理想。戰後的日子裡，謝娥一度加入中國國民黨，並當選立法委員。然而，她看到許多舊日抗日的同志對國民政府失望，轉而投向共產黨陣營，她的理想也逐漸淡去，最終選擇遠離政治。1949年，她前往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公共醫學博士學位。多年後，她終於在1991年返台，並於1995年辭世。回望康樂外科醫院和這段歷史，延平北路的樓房早已翻新，世代更迭，但這裡曾經是台灣第一位女外科醫師、女性立法委員謝娥的故地，見證了一位女性挑戰傳統、突破時代的故事。

延平北路曾是台北城內通往大龍峒與淡水的南北主幹道，而涼州街則連接著城內與河埠碼頭，是昔日交通的要道。在這個繁忙的區域，仁安醫院的創辦人柯謙諒，以其醫術與仁心，成為當時眾人信賴的名醫。1927年落成的仁安醫院，坐落於當時太平町五丁目的三角窗位置，其建築風格獨特，正面的半圓形山牆上飾有勳章和卷草，柱頭造型別具一格，二樓的毛玻璃上雕刻著「柯」字，這些細節無不展示著那個時代特有的建築風貌。柯謙諒醫師在此行醫，專攻小兒科，也處理婦產科、牙科等各類病症，尤以解決產婦難產問題而聞名。柯醫師醫術精湛，患者從四面八方慕名而來，他對家貧無力支付者一視同仁，經常賒帳，年終再結算，甚至有人以家禽抵債，他亦欣然接受，足見其仁心仁術。隨著時代變遷，仁安醫院經歷了無數風雨。九二一大地震後，建築嚴重受損，一度面臨拆除危機。然而，在各方努力下，這棟見證無數人命與故事的老建築終得保存。如今，經整修後的仁安醫院已成為台北市社區營造中心，一樓重現了當年的醫院場景，展示手術檯、處方箋等醫療器具，讓人彷彿置身於當年的看診時光。

在仁安醫院附近不遠處則是慈聖宮。慈聖宮的歷史可追溯至清朝嘉慶年間，當時泉州府同安縣的商人，為祈求航海平安，從福建分靈請來媽祖神像，供奉於艋舺八甲庄。頂下郊拚後，同安人遷至大稻埕，開始籌建媽祖廟，建成後被稱為「稻江媽祖」。今日的慈聖宮以廟前的小吃聞名，老攤販們世代相傳，保留著老台北的常民味覺記憶。這裡的每家攤販，都有數十年的歷史，有些已經傳至第三代，仍延續著祖先們傳承下來的料理方式。諸如魷魚標、許仔豬腳、蔡家肉粥等等，都仍是當地食客口耳相傳的好味道。有空的話，不妨在此稍微歇腳，在榕樹下享受豬腳麵線或原汁排骨湯，融入百餘年來的日常風景。

來到艋舺的貴陽街與西園路交叉口，另一座見證台灣醫療發展的歷史建築 — — 朝北醫院，靜靜地坐落於此。這座由李朝北醫師於1921年創立的醫院，曾是艋舺地區的重要地標，與大稻埕的仁安醫院並稱為「北仁安，南朝北」。朝北醫院的建築風格獨特，其巴洛克式設計，紅磚牆面上覆有洗石子，轉角立面的泥塑垂花飾尤為引人注目，華麗而精緻。儘管建築尚未對外開放，但其雕樑畫棟的外觀依然吸引著遊客的目光。李朝北醫師在此行醫超過五十年，見證了艋舺地區的興衰變遷。他不僅在醫療上貢獻良多，還曾擔任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民選議員，為當地社會發展付出了巨大心力。朝北醫院的建築，既有歷史價值，也有保存意義，是艋舺地區珍貴的文化遺產之一，令人期待有朝一日，能夠見到修復完成的朝北醫院，讓人們感受那段歷史。

稻埕杏風：迪化街的醫師們

在臺北繁華的塔城街與南京西路交會的角落的塔城大廈，其前身卻有著不平凡的歷史 — — 那就是臺灣首家私人婦產科醫院的舊址，由台灣婦產科之父高敬遠於1920年創辦。當時，婴兒夭折率居高不下，這位滿懷理想的年輕醫師決心創立婦產專科，不僅僅是為了看診，更是為了改變社會對於婦女健康的重視與理解。

高敬遠的旅程始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他毅然選擇進入冷門的婦產科，成為臺灣早期少數有志於婦科的男性醫師。在這保守的年代，社會對於男性婦產科醫師充滿質疑和不信任。他的師長甚至曾警告他：「周圍都是年輕女子，你要特別謹慎。」而在診療中，他也經常面對病患因羞怯而逃離，甚至拒付診費的情況。然而，高敬遠沒有退縮，他憑著高超的醫術和誠摯的醫德，慢慢贏得了病患的信任，也改變了社會對婦產科的觀念。隨著病患數量增長，高敬遠的名聲迅速傳播開來，從臺北延伸到桃園、新竹，甚至遠在中國的病人也跨海而來尋求治療。當時的報紙上不乏對他的報導，提到許多病患經他治療後重獲生機，其中一些不孕婦女在經過他的手術後成功懷孕，讓人不禁感嘆，「生孩子生不出來，就找高敬遠！」這句話在民間口耳相傳，成了高醫生在社會中的象徵。

然而，高敬遠的貢獻並不僅止於治病救人，他更著眼於社會的長遠福祉。為了降低嬰兒死亡率，他與其他臺灣醫生共同創辦了「臺北看護婦產婆講習所」，致力於培育專業助產士。每一位從講習所畢業的產婆，成了臺灣婦女的護佑者，分佈在全島各地，肩負著守護母嬰健康的使命。這些助產士的培訓成為臺灣婦產醫療體系的重要基礎，改寫了許多女性的生育經歷，也讓更多新生命安全降臨人世。1937年，高敬遠又出任臺北市衛生委員，並創立臺北產婆會，積極推動婦產醫療的專業發展。他終其一生投入在婦產醫學及公共衛生事業，儘管面臨重重社會與文化的挑戰，他依然堅持初心，貢獻良多。1983年，高敬遠安然辭世，享年88歲，但他留下的深厚醫學遺產與對婦女的關懷，依然在臺灣的土地上綿延流傳。

而從高產婦人醫院遺址進續前行，則迪化街便映入眼簾。在熙攘人群之中，有著幾乎被人遺忘的建築靜靜矗立著。這座兩層樓的建築，叫作「兩江醫院」，位於迪化街28號。這座建於1923年的醫院曾經熙來攘往，如今早已人去樓空，只剩斑駁牆壁上攀滿了綠意盎然的四葉草，在陽光照射下，像一抹淡淡的回憶，靜靜地訴說著歲月的故事。當人們來到迪化街，沉醉於這些仿巴洛克風格的古老建築之間時，往往忽略了她的存在。

兩江醫院的設計頗具匠心。前棟的三層樓與後棟的二層樓巧妙銜接，整體結構穩固典雅。三樓的立面仿照希臘古典的哥林斯柱頭，而一樓的騎樓柱子上則有精緻的「牛腿」裝飾。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那泥塑的「兩江醫院」字樣，儘管風雨侵蝕，字跡仍然清晰，彷彿在低語著這座建築曾經的光輝歲月。這醫院的創始人是江景勤與江立托兩位醫師。醫院內部至今保有日治時期的原貌，一樓設有診間與手術室，當年為了引入自然光，特地設計了從二樓延伸到一樓的採光天窗，讓自然光線瀰漫在整個空間內。二、三樓是江家日常生活的區域，至今仍然保存著那木造的隔間、櫥櫃以及床榻，彷彿時間在這裡停留，靜靜見證著舊時的生活點滴。

兩江醫院的歷史也蘊含了江家的世代傳承。江景勤這位出身屏東內埔的醫師，1905年開始在台灣總督府學校接受教育，隨後更遠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精進醫學專業。1923年，他毅然辭去公醫的職務，來到大稻埕懸壺濟世，開設了兩江醫院。時代的變遷中，江家的命運亦幾度起伏。戰後，江景勤的兒子江牧東赴美深造，取得化工博士學位，開啟了江家新一代的旅程。他的孫子江俊輝更是歷史的一頁，成為台美人中的佼佼者，曾任加州審計長，並於2018年競選加州州長。江家世代輩出的風雲人物，讓人不禁感嘆歷史的起伏與命運的變遷。

胼手胝足：澄清醫院與林敬義

走出台北舊城，台灣各地也留存著景福人的蹤跡。走在台中市的平等街上，現代化的建築林立其中，但在這繁忙的街區裡，有一座醫院的名字依然引人注目 — — 澄清醫院。這間醫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將近九十年前，從一家簡樸的小型外科醫院逐步發展成為台灣中部地區的重要醫療體系。雖然如今的澄清醫院已經歷經多次改建，擁有現代化的設施和設備，但其背後的故事，尤其是林家三代景福人對這座醫院的付出與奮鬥，仍然令人神往。故事的開端要回到1907年，當時年僅十四歲的林澄清，承載著家族的期望，踏上了遠赴日本求學的道路。他在大阪醫科大學完成了醫學學位後，又進一步前往東京大學附設的泉橋病院接受外科訓練，並同時在東京大學的法醫學教室研究血液學。經過多年的勤奮學習和專業訓練，林澄清帶著醫學博士的頭銜回到台灣，決心在家鄉台中貢獻自己的力量。

1932年，林澄清創辦了澄清外科醫院。當時這家醫院的設施雖然簡單，但它的出現立即引起了當地的關注。開業當天，醫院特意在路口搭建戲台，邀請劇團演出子弟戲，連續幾天的表演吸引了大量民眾前來觀賞，為醫院贏得了開門紅。在當時資源困窘的狀況下，林澄清醫師在手術室的天花板上設置了「天窗」，利用自然光來增強手術室的照明，這一設計雖然看似簡單，但在當時卻大大提升了手術的精確性和成功率，挽救了無數生命。除了精湛的外科技術，林澄清還對中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經常將中西醫結合運用，根據病患的具體情況開出中藥處方，這在當時的西醫界是極為罕見的。他甚至研發了一種名為「消炎膏」的藥物，由多種中藥材研磨而成，用於治療打傷和腫脹。這種藥膏在當時非常受歡迎，許多病人專門來到澄清外科醫院尋求他的配方。

然而隨著林澄清在二戰尾聲因病去世，醫院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林澄清的兩位女婿賴耀輝醫師和許雲堂醫師先後接手經營，但當時正值光復初期，社會經濟不穩，醫院的經營陷入困境，二樓的十四間病房幾乎無人住院，醫院面臨首次重大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林澄清的兒子林敬義迅速挑起了重擔。林敬義出生於1925年的日本，因父親當時在日本求學，他自幼便在日本生活，後來回到台灣，進入台中市的新富小學校就讀。儘管他在學業上名列前茅，但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台籍學生經常面臨不公正的待遇。這些經歷讓他更加堅定了父親所教導的「實力才是第一名，誰也搶不走」的信念。高中畢業後，正值日本發動二戰，林敬義遵照父親的安排前往日本德島醫專就讀。然而，林澄清的病逝使得林敬義不得不返回台灣，他隨後申請進入總督府醫學校，即現在的台大醫學院，並於畢業後接掌了澄清外科醫院。

林敬義接手後，面臨著重重挑戰，但他並未退縮。在姐夫許雲堂醫師及台大教授的支持下，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在台中醫院免費值夜班進行急診訓練，積累了大量臨床經驗，逐步穩固了澄清外科醫院的基礎。他擅長的開胃手術尤其受到病患的青睞，澄清醫院也因此成為中部少數能執行這類手術的醫院之一。即使在他年過八十之時，仍有病患指名要找他看病，這既是對他醫術的肯定，也是對他醫德的認可。1967年，澄清外科醫院正式改制為「澄清綜合醫院」，醫院的規模和服務範圍不斷擴大，內科、外科、婦產科等科別相繼設立，使澄清醫院成為台中地區的重要醫療機構。1990年代初，林敬義敏銳地抓住轉診制度的機會，採用連鎖經營策略，與台中市外圍的小醫院結盟，通過「圍棋理論」將醫療服務點連成線，擴大了醫院的營運範圍，鞏固了澄清醫院在台中地區的領導地位。林敬義過世後，澄清醫院由他的兒子林高德接任。在台中這塊土地上，澄清醫院的故事仍在繼續。

景福在鹿港：鹿港衛生所與謝巧烽

漫步在鹿港鎮中山路上，這條昔日繁華的街道依然保留著濃厚的歷史氛圍。街旁的一棟棟老房子，似乎還在訴說著昔日的繁華與過往的故事。據說，這裡曾經是醫院林立之地，而其中的一間，正是謝博生院長的父親，謝巧烽醫師所創立的博愛醫院。可惜時光荏苒，這些醫院早已不復存在，或許只有在當地人的記憶中，才能依稀拼湊出那些醫者仁心的故事。站在長源醫院旁的一片空地上，心中浮現出那時博愛醫院的模樣。或許就是在這一帶，謝巧烽醫師以其精湛的醫術和仁愛的精神，救治了無數的病患。而他對古典音樂的熱愛，彷彿也在這裡化作了一股柔和的力量，與他的醫術交織在一起，溫暖了無數在病痛中徘徊的人們。他的祖父是鹿港地區的唯一秀才，從小的書香氛圍熏陶了他，使他在學術上展現出卓越的天賦。這樣的家風，讓他即使在面對重重挑戰時，依然能夠堅守信念，持續為民眾服務。再往前走幾步，便來到了改建後的鹿港衛生所舊址。據說這裡距離博愛醫院不遠，兩者之間的距離象徵著謝巧烽醫師從私人行醫到公共衛生領域的跨越。他在戰後成為這裡的首任主任，肩負起公共衛生的重任，進一步將他的醫術和理想擴展至更廣大的群眾。

然而，命運的轉折點也在這裡悄然發生。謝巧烽醫師在擔任衛生所主任數年後，便遭到檢調單位的調查，面臨種種指控，對他的職業生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終他在1958年辭去衛生所主任一職，但仍然堅持行醫。接下來的日子裡，謝巧烽不僅專注於臨床工作，還致力於推廣衛生教育。他出版了《婦女性生活》等作品，旨在提高大眾對健康與生活品質的認識和重視。他對醫療與衛教的貢獻，使他成為地方社會的敬仰人物。1984年，謝巧烽在他畢生奉獻的鹿港安然辭世。他的一生，雖經歷了政治與社會動盪的挑戰，卻始終堅守醫者仁心，為地方百姓的健康與福祉貢獻了畢生的心力。他的事蹟和精神，將永遠留存在鹿港人們的記憶中。

攝影摩托：長源醫院與許讀

在謝巧烽與他的博愛醫院的隔壁，便是長源醫院。踏入長源醫院時，那厚重的歷史氣息立刻撲面而來。這座建築不僅是鹿港過去繁華歲月的見證，更是許家三代人在醫療與文化領域奮鬥的象徵。長源醫院的故事，要從許讀這位極具才華的醫生說起。許讀，鹿港人，自幼展現出卓越的求知欲，尤其對科學有著無限熱情。1914年，他從鹿港公學校畢業，隨即考入新成立的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成為首屆畢業生之一。在現在改建完成的長源醫院內，也留存著當年他從中學校畢業的證書。

許讀的求學之路並未就此止步，他進入了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校期間，他不僅專注於醫學知識的學習，還熱衷於音樂、馬拉松、網球和攝影等多方面的興趣愛好，特別擅長拉小提琴。1923年，許讀順利畢業，並在新竹病院工作了一年，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返回鹿港後，許讀在中山路194號創立了「長源醫院」。這家醫院儘管名為醫院，實際上更像是一個全方位的綜合診所，涵蓋了內科、外科、小兒科等多種醫療服務。許讀以其精湛的醫術和熱心服務很快贏得了鹿港人的高度尊敬。他經常乘坐人力車前往病患家中出診，這種貼心的服務讓他在鹿港家喻戶曉，當地人親切地稱他為「許讀仙」。

走在醫院的老建築裡，能感受到許讀對科技的熱情與對生活的講究。他擁有鹿港的第一輛摩托車，這輛摩托車的前輪上還掛著長源醫院的標誌，這在當時無疑是時尚與現代的象徵。此外，許讀對攝影的熱愛也表現在他的生活中。他不僅擁有齊全的攝影器材，還在家中設置了專業的暗房，拍攝了大量珍貴的家庭生活照。這些照片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展示了那個年代家庭生活的樣貌。隨著時間的推移，許讀的兒子許蒼澤也逐漸走上了與攝影相關的道路。許蒼澤自幼在父親的影響下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6歲時，他便開始接觸影像創作，並迅速展現出他的天賦。他的攝影風格以紀實為主，強調真實記錄生活中的每一個瞬間，並避免過度藝術化或戲劇化的處理。漫步在這座醫院中，當年的歷史彷彿再次浮現在眼前。許蒼澤的攝影作品大多數描繪了台灣本地的風土人情和鄉土風貌，這些影像為後人了解台灣社會的變遷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他對攝影的熱情超越了單純的興趣，成為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長源醫院的建築本身也經歷了多次改建。1935年，許讀在長源醫院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落成典禮，這座新落成的洋樓成為當時鹿港最為高的建築。在隨後的幾十年間，長源醫院的建築不斷經歷改建和維護，最終在1960年由許讀進行了一次全面的鋼筋混凝土改造，這使得這座建築能夠歷經風雨，屹立至今。如今，長源醫院不僅僅是一座醫療機構，更是一個歷史與文化的象徵。它的內部空間如今進行了進一步的規劃和建設，成為了一個集展覽、商業和文物典藏於一體的文化場所。過去的看診櫃台，現在已經變成了一間售賣檸檬愛玉的小舖，愛玉特地做成相機形狀，也彷彿是在與這間醫院的主人致敬。走在這座建築裡，能感受到它見證了許家三代人的成長和變遷，也成為了鹿港地區的歷史興衰的見證。

望族跫音：丁家大宅與丁瑞魚

陽光灑落在中山路上的古老的建築上，時光彷彿在這裡停滯了。在櫛次鱗比之間望見一個匾額，走入其中方見其別有洞天。這便是丁家大宅，一座矗立了百餘年的建築，不僅見證了鹿港的繁華與變遷，也記錄了一個家族的興衰與輝煌。而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這個家族的後裔，同時也是景福校友 — — 丁瑞魚，一位醫術精湛、性格剛毅的醫師，他的生平與這座大宅一樣充滿了傳奇色彩。

丁瑞魚的故事始於1896年，彼時他出生於福建泉州。丁瑞魚的父親丁寶光，在光緒年間便因為丁家的繁盛家業，繼承了祖輩的商業傳統。然而，丁瑞魚的道路與祖輩的商業興旺有所不同，他選擇了醫學這條路。或許是因為看到戰火和動盪給人們帶來的苦難，他決定用自己的雙手去救助他人，醫者仁心，這便是他一生的寫照。丁瑞魚在鹿港公學校，也即今日的鹿港國小完成了基礎教育，隨後進入該校的高等科。少年時的他已經顯現出非凡的智慧與堅毅的性格。1919年，他考入了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這對於一位臺灣人來說是極為不易的，因為這所學校當時是日本殖民統治政府為殖民統治而設，能進入其中的臺灣學生寥寥無幾。然而，丁瑞魚不僅順利入學，還在校內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意識。他與同學們在學校內外，對殖民政府的苛政進行批評和抵制，這讓他在日本統治者的眼中成為了一個「問題學生」。

1923年，當時的日本皇太子裕仁親王訪問臺灣，丁瑞魚所在的醫學校全體師生被要求列隊歡迎。然而，在眾人敬禮的瞬間，唯有丁瑞魚毅然拒絕。他的這一舉動立刻引起了日警的關注，隨即被抓去審問。幸得當時的校長堀內次雄為他求情，他才免於囹圄。然而，這也讓丁瑞魚深刻意識到，在殖民統治下，臺灣人若要擁有尊嚴，必須不懼任何威脅，勇敢地為自己的民族發聲。而丁瑞魚在抗日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篇章，則是他參與了1923年的「治警事件」。這場事件的背景發端於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人民的強硬控制和壓制。當時，日本政府推行《治安警察法》，進一步限制了臺灣民眾的言論自由與集會權利，許多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都對此深感不滿，並展開了反抗運動。

在治警事件中，丁瑞魚冒著被驅逐和逮捕的風險，積極參與其中。治警事件是由當時的臺灣文化協會成員，包括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發起的一場針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義政策的抗爭行動。事件的導火索是臺灣文化協會的領導人被控違反治安警察法，遭到逮捕和審判。作為文化協會的支持者，丁瑞魚在背後提供了許多支持，不僅協助掩護被通緝的領導人，還利用他在醫學校的身份傳遞信息，為抗爭運動提供了寶貴的幫助。當時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由於治警事件被通緝無處可逃，丁瑞魚冒著巨大的風險，將他藏匿在自己的住所，並成功協助他將事件的真相傳遞到東京，讓國際社會了解到臺灣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待遇。這樣的舉動，無疑將丁瑞魚推到了殖民政府的對立面，使他成為日警的重點監視對象。

儘管面臨著種種壓力，丁瑞魚並未退縮。1925年，他畢業於醫學校，並前往日本繼續深造。歸國後，他選擇開設「瑞魚醫院」，繼續為當地民眾服務。同時，他的抗日立場和民族意識依舊鮮明，在醫療工作之餘，他仍然關注著臺灣的社會動態，並積極參與各種抗日活動。1941年，隨著戰事的升級，丁瑞魚回到臺灣，再次投入到醫學研究中。然而，命運並未給他喘息的機會。兵馬倥傯之際，他被徵召為軍醫，隨軍隊赴新幾內亞的戰場。那裡的戰爭場景，給了他更多對人生命脆弱的深刻體悟，並讓他更加堅定了守護生命的決心。戰後，回到鹿港的丁瑞魚，並未因二二八事件的波及而消沉，反而更積極地參與地方事務。他與地方人士組織警衛隊，維持鹿港的秩序，並在事件平息後，繼續致力於社會福利和醫療事業。

晚年的丁瑞魚，儘管生活簡樸，卻充滿了對家庭與人生的熱愛。他在臺北開設了「丁內兒科診所」，專注於兒童的健康照護，並享受著「小巧規模，卻也清幽」的醫療生活。他熱愛攝影、閱讀，常常自製照片，寄送給親友。他用行動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醫者仁心。如今，丁瑞魚的故事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他在鹿港丁家大宅中的足跡，依然清晰可見。這座宅邸，猶如丁瑞魚一生的象徵 — — 雖歷經風雨，卻始終屹立不倒，保有著對生命、對正義的堅持。當我們踏入這座古老的宅邸，彷彿能感受到丁瑞魚那顆不屈的心跳，他的精神與信仰，將永遠與這片土地共存。

歷史瘢痕：施江南紀念碑

離開中山路的人聲鼎沸，在鹿港的邊陲地帶，有一座幽靜的施家墓園。這裡，綠樹環繞，草木蒼翠，隱藏著一座樸實無華的紀念碑。這紀念碑專為紀念施江南醫師而建，象徵著一段沉重而難以忘懷的歷史，也承載著一個家族的集體記憶。紀念碑由施江南的姪子施優生設計，簡約而不失深意。碑上刻有的文字，簡潔有力地述說著這位醫者的生平。遠遠望去，碑體隱隱透出二二八事件的意象，彷彿在無聲地訴說那段讓台灣許多人痛徹心扉的歷史。1916年，施江南自鹿港公學校畢業，接著進入公學校實業科深造。此時正值醫學校改制為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他也因此有機會考入該校，開始了他的醫學之路。

在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完成預科與本科的學業後，施江南旋即赴日，進入日本醫學專門學校，並編入四年級。翌年，他順利畢業，隨後進入當時享譽全日本的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專攻內科。在松尾巖教授的指導下，施江南潛心研究膽汁分泌及排泄控制，同年9月，他通過論文考試，成為台灣第二位獲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的台灣人，這一成就讓他在台灣醫學界崭露頭角。此後，施江南被任命為京都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內科副手，然而，無論是在學術上的成就還是職業上的提升，都無法讓他滿足於在日本的發展。帶著對故土的深厚感情，他毅然決定返台，擔任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講師，並兼任紅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的囑託醫師。這段時期，他與同為醫學界領袖的杜聰明博士成為同事和摯友，共同為台灣的醫學發展奮鬥。

然而，施江南的志向並不僅限於學術與教學，他更關注台灣民眾的健康與衛生。在他的倡導下，台灣廣播電臺開設了衛生教育講座，旨在向廣大民眾普及衛生知識，改善全民健康。施江南深知，唯有讓民眾了解基本的衛生概念，才能有效預防疾病，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在政治上，施江南也積極參與。鑑於總督府對台灣人的教育差別政策，他與杜聰明、朱江淮、王超英、楊慶豐等人共同創立「台灣理工學會」，旨在鼓勵台灣人研習科學，培養科學精神。這些活動，無疑讓施江南成為台灣知識分子中的領袖之一，他不僅在醫學上有所建樹，也在社會改革與教育推廣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5年，施江南升任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但他並未停留在學術圈內。同年7月，他辭去教職，在台北市建成町開設了「四方醫院」，專注於內科與小兒科診療。由於醫院內配備了當時先進的X光機，吸引了大量病患前來求診，這讓「四方醫院」成為當時台北市最知名的診所之一。施江南的聲望也因此迅速攀升，不僅成為醫界翹楚，還成為當地社會的名人。然而，施江南並未因此驕傲自滿。他始終保持著一顆為民服務的心，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在日本戰敗後，施江南參與了台灣省科學振興會的工作，並擔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積極推動醫學界的發展與進步。他還投入到促進海外台胞返鄉的救濟工作中，擔任省外台胞送還促進會的幹部，奔走在各地為受戰火摧殘的台灣人尋求救助。

然而，命運對施江南並不仁慈，二二八事件讓這位醫者遭遇了不幸。在那動盪的時代，施江南因為曾經得罪過一名軍人，最終在自己的醫院中被人強行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這樣的結局，對於他的一生無疑是巨大的諷刺。這位一生為他人健康與福祉努力的醫者，卻在病榻上被奪去了自由與生命。站在紀念碑前，不禁想起施江南的一生。這位醫者的一生，既充滿了光輝與榮耀，也充滿了悲劇與無奈。他的奉獻精神，無論是對醫學的執著研究，還是對社會的熱心投入，都為後人所敬仰。紀念碑上的每一個字，都仿佛在向我們訴說著他的堅韌與勇氣。

然而，施江南的故事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它更象徵著那個時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二二八事件中的犧牲者不僅僅是施江南，還有許多像他一樣為台灣醫學與社會進步奮鬥的醫者，他們的逝去讓台灣醫界陷入了長達半世紀的沉默。這不僅給台灣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也深刻影響了台灣醫界的發展方向。如今，施家族人在紀念施江南時，選擇了在鹿港郊區設置這座紀念碑，紀念他的一生與他的犧牲。這座紀念碑，雖然樸實無華，但卻蘊含了深沉的歷史意義。它既是對施江南個人功績的追憶，也是對那段歷史的一種默默記錄。與官方的紀念碑相比，這座由家屬自行設計與籌建的紀念碑，無疑更具個人情感，更能觸動人心。

媽祖猶在：賴和紀念館與詩牆

踏入位於彰化市仔尾的賴和紀念館，時間仿佛倒流至一百多年前，這裡的街角曾是賴和行醫、濟貧的地方，也是他文學創作與社會運動的發源地。在這座紀念館中，展現的不僅僅是賴和的生平，更是他對社會關懷與正義追求的深切體悟。這位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醫師與作家，以其無私的奉獻精神和無畏的社會批判立場，成為了臺灣歷史上不可忽視的人物。

賴和的故事在彰化市仔尾的一個傳統家庭中開始。他的祖父與父親皆為道士，這樣的家庭背景使賴和自幼接觸到社會底層的民眾。《馬關條約》的簽訂，將臺灣推入日本殖民統治，也在賴和心中埋下了對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與使命感。少年時的賴和，早晨在私塾中學習漢文，日間則在彰化第一公學校接受日本式教育，這種雙重文化的滋養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也讓他深切感受到殖民統治下的文化衝突。在賴和的醫學生涯中，他選擇回到家鄉彰化行醫，而非留在殖民政府的醫院中。這一選擇不僅體現了他對家鄉的熱愛，更顯示了他對社會底層民眾的深切關懷。在賴和醫院中，他接待了無數無法負擔醫藥費的貧困農民與散赤人。他以借據的方式，讓這些人保有尊嚴，而在年終時，他又選擇燒毀這些借據，免去他們在新年中背負債務的重擔。這種行醫方式，充滿了人道關懷，也展現了賴和對公平正義的堅持。

賴和的社會關懷不僅體現在他的醫療事業中，更深刻地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早期，他的作品多以漢詩為主，並在漢學方面頗有造詣。然而，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讓賴和深受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他開始轉向白話文創作，並藉此來表達他對臺灣社會現狀的批判與期望。他的作品不僅僅是文學創作，更是一種社會抗議的形式，通過文字來揭露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的困境。他的代表性作品〈一桿「秤仔」〉，便是一個生動的例子。這篇小說描繪了一位貧苦農民因反抗巡警索賄而遭受的不公對待，象徵著殖民時期臺灣人民在強權壓迫下的無奈與抗爭。這種對弱者的深切同情與對社會現狀的批判，使賴和成為了當時臺灣社會良知的代言人。

賴和深信，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現實，應該成為社會變革的工具。他參與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積極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這些行動無一不顯示出他對於推動社會進步的堅定信念。1923年，因參與治警事件，賴和被日本當局拘捕，出獄後，他以詩表達了自己對於臺灣人民的堅韌與對抗精神的讚美。這些詩句，不僅是個人經歷的寫照，更是那個時代臺灣人抗爭精神的象徵。賴和深知文學與社會的密切聯繫，常說「文學就是社會的縮影」，因此他不僅創作，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希望透過文學啟蒙與運動抗爭，喚醒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推動社會改革。賴和的社會關懷精神，尤其體現在他對於農民與勞工的支持上。1925年彰化二林事件爆發，賴和以詩歌表達了他對於弱勢群體在壓迫下掙扎的深切關懷與憤怒。他的文字充滿了對社會不公的抗議，透過簡潔有力的白話文，將農民的困境與抗爭歷程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種將文學與社會運動結合的創作方式，使賴和成為當時臺灣文學界的一股重要力量，也奠定了他在臺灣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八卦山上的賴和詩牆，則如同一本打開的歷史書，向人們展示了賴和的不朽精神。詩牆以鋼板構成，字字句句都取自賴和的手稿，鋼板上浮現的文字來自他的散文〈前進！〉，這篇作品寫於台灣社會運動陷入左右派分裂之際，賴和身為在其中的調和者，其所表達的擔憂與吶喊。賴和的精神不僅在過去的殖民時代具有深遠的意義，即便在今日，仍然激勵著無數人。他以醫者之心，救治病患；以文人之筆，揭露社會不公；以行動者之姿，推動社會進步。賴和紀念館與八卦山的詩牆，也正訴說著彰化媽祖仍在字裡行間。

仙人掌精神：諸元醫院與蔡深河

在雲林北港天后宮的熱鬧街巷中，諸元內科醫院的三層建築矗立其中，帶著歲月的痕跡，但其背後所承載的故事，卻如同一座隱藏的寶藏，充滿了人性的光輝和醫療的奇蹟。諸元醫院的創辦者蔡深河出生於1917年，來自一個書香世家，自小便浸潤於文學與藝術的薰陶中。然而，他並不滿足於此，選擇了投身醫學，以救人濟世為志向。他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隨後前往日本鹿兒島大學深造，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儘管有機會在大都市開展一番事業，他卻選擇回到家鄉北港，在這片宛如沙漠般醫療資源匱乏的土地上，創立了諸元內科醫院。

「沙漠總有一天也能墾出綠洲」，這句話彷彿是蔡深河一生的寫照。創院初期正值二次世界大戰，物資匱乏，藥品短缺，蔡深河經常一面為病患看診，一面躲避空襲，艱難可見一斑。然而，他的堅毅不拔與醫術高超，逐漸在這片荒蕪中播下了希望的種子。他發明的「針抽療法」，不僅拯救了無數肝膿瘍患者的生命，還讓這座小鎮的醫院聲名遠播，甚至吸引了美國海軍前來合作研究，最終將此技術推廣至全球。這樣的成就，讓蔡深河榮獲第四屆醫療奉獻獎，成為名副其實的醫界先驅。

蔡深河並不僅僅是一位技術高超的醫師，他更是一位將醫療與人性緊密結合的仁醫。一次，他回憶起光復後不久的某個深夜，一位跛腳的婦人背著小孩，敲響了他家的門。那孩子病得很重，蔡深河診斷後，認為孩子肝內可能有阿米巴膿瘍。看著婦人清貧的家境，蔡深河知道這家人無法負擔昂貴的醫療費用。然而，迫於當時的緊急情況，他毫不猶豫地使用長針抽取孩子體內的膿液。最終，孩子康復了，而貧窮的母親為表感激，送上了自家僅有的七粒柚子。對蔡深河來說，那時候的醫病關係是多麼人性化，這七粒柚子比仙桃還珍貴。這段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並從中領悟到，行醫的本質應是奉獻與服務，而非計較回報。

諸元內科醫院的每一個角落，都滲透著蔡深河的醫療哲學。他在醫院的入口處掛上了一幅名為「沙漠之花」的畫作，這幅畫成為了醫院的精神象徵。畫中的沙漠代表了北港當時的醫療和文化資源的匱乏，而花朵則象徵著在這片荒涼中，生命頑強的意志力。這幅畫像是蔡深河對自己行醫生涯的自我詮釋，他如同沙漠中的仙人掌，無論外界多麼惡劣，依然堅韌不拔，默默綻放屬於自己的光彩。他常以「仙人掌精神」來勉勵醫院的同仁，告訴他們，無論環境多麼困難，只要有堅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總能在困境中開出美麗的花朵。隨著歲月的推移，蔡深河的兒子蔡爾信接過了父親的接力棒，成為了諸元內科醫院的掌舵人。蔡爾信不僅繼承了父親的醫術，也將蔡深河的醫療哲學發揚光大。他強調醫療不僅是科學，更是哲學和藝術的結合。在他的努力下，諸元內科醫院不再僅僅是一個治療身體的場所，而成為了一個能夠療癒心靈的空間。

蔡爾信在父親「仙人掌精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孔雀人生」的理念。他認為，醫院不應該只是一個充滿疾病和悲傷的地方，而應該是一個充滿生命力和美感的空間。就像孔雀展開繽紛的羽翼，醫院的每一位成員也應該展現出自信和活力，讓生命的每一刻都充滿光彩。這一理念促使諸元內科醫院不斷改進，不僅在醫療技術上精益求精，還在醫院的環境中融入了更多的藝術元素。在諸元內科醫院的頂樓，蔡爾信打造了一座屋頂花園，這裡種植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四季常綠，色彩斑斕。這座花園不僅為病患提供了一個放鬆身心的場所，也成為了醫院的一部分，讓人們在這裡感受到生命的美麗與力量。此外，蔡家在北港鎮郊廣達萬坪的土地上，打造了一個黑森林，這片充滿自然生機的園區，也象徵著蔡家對自然的熱愛和對生命的敬畏。

在這座小鎮上，諸元內科醫院不僅僅是一座醫院，它更像是一座象徵著生命、藝術與哲學的沙漠綠洲。蔡深河與蔡爾信父子兩代，以他們的醫術與心血，在這片醫療沙漠中開出了燦爛的花朵。他們用「仙人掌精神」展現了生命在困境中的頑強，而「孔雀人生」則引領著醫院和每一個生命，走向更美好、更豐富的未來。每當走過這座醫院，你都能感受到，那些在困境中綻放的花朵，那些用心靈書寫的詩篇，正在無聲地訴說著蔡深河和蔡爾信父子的故事。他們用生命和愛，將這片土地變成了一片充滿希望的綠洲，將醫術與藝術的結合，傳遞給了每一個曾經踏入諸元內科醫院的人。

實踐社會公義：韓石泉與韓內科

在台南市中心繁忙的街道之間，有一處宛如被時光遺忘的靜謐角落 — — 韓內科診所。這座三層樓的裝飾風格街屋，門外那棵心型榕樹枝繁葉茂，似乎在悄然訴說著這片土地的古老故事。榕樹的每一片綠葉，都像是在守護著這家診所，彷彿是歷史的見證者，默默記錄著韓氏家族行醫百年的傳奇。一踏入韓內科診所，便能感受到那股濃厚的歷史氣息。這裡的建築風格，古典與端莊並存，仿佛時間在此被溫柔地凝固。牆上掛滿了韓石泉醫師親筆書寫的病歷卡，那些泛黃的紙張，承載著無數次診療的記憶，每一張病歷似乎都在低語著那些曾經鮮活的故事。

韓石泉醫師出生於台南的一個書香世家，從小浸潤在漢學與現代醫學的薰陶中，這樣的背景賦予了他行醫時的謙和氣度與專業素養。1928年，他在台南淺草町創立了韓內科診所，開啟了他長達數十年的行醫生涯。診所一成立，便成為府城醫療的重鎮，吸引了來自各地的病患。這裡，不僅是治癒身體的地方，也是守護心靈的港灣。然而，歷史的巨浪無情地衝擊著這座城市，1945年3月1日，台南市遭遇大空襲，一顆炸彈擊中韓內科診所的天井，摧毀了這座象徵著醫者信念的場所，也奪走了韓石泉醫師長女的生命。這場浩劫幾乎讓韓石泉醫師的畢生心血毀於一旦。然而，他並未因此退縮，而是在好友的援助下，臨時設立診所，繼續為當地居民提供醫療服務。僅僅四個月後，他便重返市區，開始重建韓內科診所。這段艱辛歷程，彰顯了他作為醫者的堅韌與毅力，也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深厚情誼，彼此扶持，共度難關。

如今的韓內科診所，依然保留著戰後重建時的模樣。走進診所，左側曾是加護病房的空間，如今已被改造成候診區；右側則是堆滿病歷的房間，那些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病歷卡片，靜默地訴說著這裡曾經發生的一切。每一張病歷卡不僅是病情與治療的紀錄，更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縮影。透過它們，我們得以窺見戰後台南地區的流行病變遷，與動盪年代中每一位病患的生活軌跡。韓石泉醫師的一生，不僅見證了戰前與戰後的政權更替，更成為台灣近代史的重要一環。他不僅精於醫術，還積極投身於社會運動與公共事務，是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重要成員。戰後，他曾任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並在政壇退隱後，將熱忱投入教育與慈善事業，致力於改善府城的社會福利與教育環境。

韓內科的歷史並未因韓石泉醫師的離世而終止。1963年，當韓石泉醫師突遭中風去世時，他的兒子韓良誠醫師接下了這份沉重的責任。當時的韓良誠醫師剛從台大醫學院畢業，並在台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父親的突然離世使他放棄了在大醫院發展的機會，毅然回到台南，承擔起家族診所的經營重任。韓良誠醫師不僅繼承了父親的醫術與醫德，還將診所擴展，創建了台南地區第一個內科加護病房，並積極推動老年醫學的發展，促成了成大老年學研究所和台灣首家老人醫院的成立。多年來，韓良誠醫師始終堅守著父親的理念，視病猶親。無論白天黑夜，他的診所大門從未因個人原因而關閉過。他的堅持，使得韓內科診所成為台南市民心中的一座醫療燈塔，無論風雨或是災難來臨，總能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庇護與治療。

景福精神中的醫學人文

在追尋這些台大醫學系校友的足跡，不禁深感這些醫者所承載的不僅僅是醫學知識的傳承，更是一種精神的延續。從謝博生院長的醫學人文館，到蔣渭水在大安醫院內的社會運動，再到諸如蔡深河的「仙人掌精神」和韓石泉的堅毅與奉獻，每一位醫者的故事都在訴說著一種超越個人成就的力量。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透過醫療與人文的結合，織就了台灣醫學的豐富篇章，並深深影響了後世的醫者與社會。這些景福校友的故事提醒我們，醫學不僅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其更是對生活模式的關懷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