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寫到實踐：專訪陳宗延醫師與台大醫訊的故事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二十刊（見證）

受訪：陳宗延 醫師 (台大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

撰稿、訪談：b10 廖彦宥

醫訊的時代漣漪

生於1989年，陳宗延醫師對於社會的關注或許存在著難分難解的緣分。在台南一中就讀時，擔任校刊主編，除了舉辦文學獎之外，也做了許多專題報導。他對於出生前後那幾年風起雲湧的社會氛圍，如六四學運、柏林圍牆倒塌、天鵝絨革命、野百合運動等深感好奇，他於是北上採訪了許多野百合運動時的「學運份子」，也結識了許多前輩，例如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現任立委范雲等。這些見聞使他對於台大百花齊放的言論空間充滿嚮往，特別是八零年代末活躍的大陸議題研究社、大學新聞社、濁水溪社等異議性社團，當然也包含醫學院的學生刊物台大醫訊。「當時實在也很不知好歹，寫備審資料時還傻傻地立出想參與哪些社團」，陳醫師笑道。

大二時，受到系學會長鄭喬峯學長邀請，萌生了復興台大醫訊的念頭，並選擇這個曾經有著學運歷史的名字「借殼上市」。他說，「雖然聽起來也許不是一個很討喜的名字，但那時候我堅持要叫台大醫訊，因為希望和八零年代的學運傳統有一些連結。」藉由「八零年代醫訊史」的回顧專題，陳醫師也因此與目前在醫界和醫界之外的醫訊前輩們建立聯繫，十多年來迄今都還會每年定期小聚。

醫訊草創之初，陳醫師便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投入編輯，許多成員如今都活躍於醫學界的不同領域。回顧過去醫訊各刊的內容，不僅關注一學生的日常生活和生涯規劃，也持續關懷社會議題，沒有遺忘白色巨塔外更廣闊的世界。正如醫訊本身的社會性質，加入醫訊對不只是書寫，不少醫訊成員也力求從書寫走向實踐，包含國道收費員資遣抗爭、關廠工人抗爭、移工大遊行、苑裡反風車運動等。

從紙筆走向實踐

「人之所以有資格活在世界裏，總是蘊含着超越生命本身的歷程且和它疏離的能力，可是人們唯有願意負擔起生活的辛勞和煩惱，才能保存生氣和活力。」──漢娜．鄂蘭《人的條件》

隨著逐漸深入社會運動，陳醫師也開始關注自身所在的環境，也就是醫療體系中的勞動權益問題。高醫實習醫師林彥廷的猝死、奇美外科住院醫師蔡伯羌的失能都為台灣醫療過勞體系敲響了警鐘，而許多住院醫師與醫學生也因此走上街頭，走上了漫漫的醫師勞權改革長路。他與醫訊夥伴在批踢踢的醫學生版號召了許多人在五一勞動節走上街頭，也結識了許多關心醫師勞權的同伴，一起組建了「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和勞工們站在一起，加入春鬥與秋鬥的行列，也透過群體的力量，以國會遊說、投書、議題推廣等方式爭取自身的權益。

改革的過程總是曲折艱辛的，在推動醫師納入勞基法時也遇到不少阻力。為了更加完善論述，陳醫師也在這段時期系統性地閱讀了許多國際研究和他國經驗，例如美國的ACGME對於醫師工時的標準等，才逐漸使得台灣接軌於國際的醫師勞動條件共識；另一方面，也透過組織力量向大眾宣導改善醫師勞動條件有助於提升醫療品質，以解除大眾的疑慮。

隨著醫界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這些運動助建獲得立法者的重視，也在隨後政黨輪替時成為重要的改革政見，而「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的成員後續也組成了「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並持續運作，保護醫師權益。醫師職業工會的主要功能是處理各種勞工問題，例如契約糾紛、違約金問題、性騷擾問題、工時和加班費問題、報稅問題等等。工會經常處理個案，每月可能有五六件以上，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的問題都有涉及。工會也與其他醫療企業工會（如台大醫院工會）、產業工會（如台灣護理產業工會）密切合作，共同爭取醫療從業人員的權益。

現在住院醫師的工時已經從動輒一週一百小時起跳，下降至和美國同樣的四周三百二十小時的制度。陳醫師認為這雖然還有許多改進空間，但有了這個框架之後，文化也會隨之改變。文化和制度是互相影響的過程，如果整個國家對勞工的文化是壓迫性的，制度很難加以改變。但當制度有一些鬆動之後，雖然仍有空隙，但是文化就有改變的可能。因為住院醫師具有學生與勞工的雙重屬性，所以在推進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上常常就有許多爭議。陳醫師如此舉例：比較勞動部「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過勞）的標準「發病前一個月加班一百小時以上」（即每月工時達到二百七十六小時），住院醫師每月工時上限三百二十小時，倘若發生腦心血管疾病就有很大可能性符合過勞；而醫界目前常用的PM off或AM off制度，實證醫學顯示無法全然緩和住院醫師的疲勞恢復，因此還有更進一步改善的空間。而在住院醫師之外，隨著草創工會的住院醫師逐漸成長為主治醫師，主治醫師尚處於「法規真空」的勞動權益也逐漸受到重視。陳醫師因此期許衛福部可以儘速推動醫療法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專章，以保障勞動契約、職災預防及補償、退休金等權益。

與勞動者同在

「…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裡，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馬克思《資本論》

選科的過程對陳醫師而言也難免曾經有一段徬徨。大學時雙主修社會學系的他，除了勞工權益以外，也關注環境保護議題，像是國光石化案、苑裡的風機噪音問題等，這些都成為了他進入環境及職業醫學科的契機。職業醫學在台灣的起步與建制化較晚，在八零年代中期至九零年代初期才由王榮德、郭育良教授等前輩引進，關注勞工在工作場所罹患的職災傷病預防(Prevention)、補償(Compensation)與復健/復工(Rehabilitation/Return to work)，包含透過職業病門診開立診斷書以診斷職業病和協助勞雇雙方執行復工計畫，以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的勞工健檢、臨場健康服務等。

對陳醫師來說，這個工作需要抽絲剝繭，揭開資方所隱藏不利的勞動條件，但「我覺得這份工作裡面我覺得最有興趣，或者說最有熱情的一些部分，用一些比較抽象的比喻來說，就是去關注資本家怎麼樣從勞工身上去用他們的勞動與身體健康作為原料，去生產出資本和利潤的這個生產的過程。」陳醫師也在立志進入職業醫學領域時更加深入鑽研，在公衛學院鄭雅文教授指導下得到健康政策與管理言揍所的碩士學位，目前正在攻讀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在碩士階段，他透過職業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到，職業病在台灣有嚴重低估的趨勢。許多勞工和醫療人員都缺乏職業病的敏感度，亦可能受到雇主的壓力或對於法規的不了解，使得檯面上被診斷的職業病往往是冰山一角。

職業病如何診斷？陳醫師提到了職業醫學判斷職業病的五大準則：疾病證據、工作暴露證據、醫學及流行病學文獻的一致性、工作與疾病的時序性、以及排除其他致病因素。陳醫師認為，挑戰之一來自於本土職業醫學研究的缺乏，之二則是暴露資料受到雇主隱藏或難以取得。要勞工自己去蒐集證據是不可能的，他們多半缺乏物理化學知識，也沒有能力保存證據，因此公權力更積極的介入可能是必要的。此外，很多職業病有很長的潛伏期，例如職業性癌症的潛伏期可能長達二三十年。許多工人年輕時工作，但疾病可能在退休後才發作，甚至工廠已經不存在了，也就無從進行精確的暴露評估。以桃園的RCA案來說，許多受害者是年輕女工，但公司已經賣給其他公司，且在台灣已經不再營運。所以，職業醫學科醫師常常需要根據有限的資訊推估職業暴露的內容和劑量，以盡量逼近真實。陳醫師指出，即使做了很多努力，但認定程序如果不友善或過於嚴苛，忽略了勞工蒐集和保存證據的能力，會導致職業病案例數量減少。「進行國際比較，就會發現台灣的職業病數量特別少，這絕不是因為我們的職業衛生做得特別好，而是因為這些病症沒有被揭露出來。」陳醫師說。

此外，陳醫師也指出，健保的存在對職災補償有影響。勞工申請職災補償的誘因主要是薪資補償和醫療費用補償。然而，在健保制度下，醫療費用已大部分被健保覆蓋，因此勞工申請職災補償的需求減少了。然而，如果疾病未被認定為職業病，就會濫用健保資源，影響到其他科別的點數分配。相反，如果疾病被認定為職業病，醫療費用將由職災保險支付，而職災保險的資金是由雇主百分之百出資。因此，每一個未被認定的職業病病人，背後不僅代表雇主責任脫逸的不正義，也造成「勞保吃健保」、健保點值被稀釋的現象。也因此，陳醫師希望各科醫師能共同關注職業傷病的議題，將疑似個案轉介至職醫科門診進行診斷。

關於職業醫學科吸引年輕醫師的優點，除了因為不需要值班而可能有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以外，跨領域的性質是陳醫師認為特別吸引他的，除了涵蓋的醫學科別相當廣泛，還在公共衛生和職業衛生的層面上應用到物理、化學、生物學、人因工程、心理學、社會學等多方的知識。當然，要樣樣精通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仰賴與各領域專業人員的團隊合作，陳醫師也十分享受由此經常習得的新知。此外，對於有興趣從事研究的人來說，無論是環境醫學或職業醫學，隨著產業、材料和技術的更迭，研究機會總是推陳出新，有很多發展空間。

韓國醫師罷工之於我們

而關於最近韓國醫師罷工的事件，陳醫師分享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某些專科無人問津或偏遠地區缺乏醫師往往被歸咎為限制醫師數量的副作用，但其實成因可能更加複雜，也不是單一政策能夠改變。更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於如何提升困難科別的勞動條件、改善偏遠地區的政治經濟條件和交通。此外，增加醫師數量以減少工作負擔看似合理，但卻可能導致薪資下降。陳醫師認為，薪資的變動不僅取決於醫師數量，還涉及集體行動的力量。如果醫師能夠透過團結的集體行動來爭取改善勞動條件，那麼薪資和工作條件將不完全依賴市場的供需變化。根據台灣的工會法，醫師是可以罷工的，但需要遵守必要服務條款，例如急診至少要有人值班。問題在於如何鼓勵醫院內的一半人願意參與罷工。韓國的醫師罷工展現了集體力量的重要性，但台灣的醫師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挑戰。

最後，台灣醫師群體對健保的看法往往帶有敵對情緒，認為健保剝削了醫師。然而，往往被忽略的還有醫療院所內部的資源分配問題。醫師普遍對健保點值非常在意，因為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收入，但對於醫療院所內部的資源分配則較少關注。因此，陳醫師認為，醫療勞動者應該理解和支持彼此的處境，才能共同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權益。這需要醫師、護理師和其他醫療從業人員的團結合作，共同面對醫療體系內外的挑戰。

寄語台大醫訊

而最後，陳醫師也提到了對於台大醫訊的期許，他認為雖然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挑戰和面對的困難，但是書寫對於陳醫師來說仍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也許看的人不多，但反正寫下來之後，有一天有可能會被人發現，那就會產生它的力量。所以繼續寫吧。」